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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司令”马仲英。
“哈密虎”尧乐博斯。
“北塔山事件”的“巴图鲁”乌斯满。
在我看来，以黑喇嘛为代表的这四个人，就是20世纪前期黑戈壁历史的参与者、设计者。而他们活动的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是因1911年亚洲的最重要事件——清王室退位、外蒙古（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国剥离而“搭设”的临时舞台，在半个世纪间，成了中亚地缘政治的“调色板”与“展示厅”。就如同火山熔岩必定冷却，这个区域到了1962年中国与邻国蒙古正式划定疆界，开始凝固。政治实体的分合，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关涉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黑喇嘛选择了黑戈壁，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果没有军马场的生活，我则不可能与黑戈壁有什么关系。
记得从懂事起，每逢看电影，重要人物一出现孩子们就会问大人，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家长们似乎从来不为难。可至今仍然使我难堪的是：我不能使用两个字来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黑喇嘛这样复杂的典型。对于黑喇嘛这样的人物，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他都是这出戏的主角。好，还是坏，只不过是他吸引关注目光的方式。
传说中的黑喇嘛，是个喜怒无常的强盗。他滥杀无辜，他劫富济贫；他信仰虔诚，他只不过是个“假喇嘛”；他精于算计，他挥霍无度；他刀枪不入，他最怕冷箭。所以关于黑喇嘛，一个没有人敢高声说出的猜测是：
黑戈壁只有一个。却可能有不止一个黑喇嘛。
传说中的马仲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最年轻的将军，当上师长时才不到20岁。所以叫做“尕司令”，“尕”在方言中是“娃娃”之意。也就是林彪——这是在军马场时人们极其隐秘的类比——可以与其相提并论。黑喇嘛“刀枪不入”。据说黑喇嘛曾面对一圈刺客，挨了若干枪之后，却一挺胸一耸肩，撞瘪了头的子弹扑鲁扑鲁地从他的衣服上掉了下来。这简直就是美国科幻片中的一个场面。而马仲英在枪林弹雨中如入无人之境，大小战打了百十次，多次传说伤重，可要不了多久，他又出现在两军阵前。在黑喇嘛死后，黑戈壁的短暂“真空”期间，马仲英在1931年7月，1933年1月，通过黑戈壁两次打入新疆，最终进入苏联，至今下落不明。
《黑戈壁》 第一部分与黑喇嘛初次“相识”（6）
传说中的尧乐博斯 的家世，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落实。“尧乐博斯”在维吾尔语中是“老虎”之意，所以他又被称为“哈密虎”或“虎王”。在哈密地区，没有人比尧乐博斯更可怕或说更有心计。他是政局瞬息即变的哈密政坛的不倒翁，也是四个人之中死在最后的一人。他曾是所有势力都接受的人，因此也是所有势力都极力排斥的人。他在哈密地区的最后杰作，是已经解放了的1950年初，据说与乌斯满一起推动了“伊吾四十天事件”。传说黑喇嘛又回到黑戈壁，时当地着实紧张了一阵子之后，在1971年冬天实行的另一次戒备，就是因尧乐博斯而起。“伊吾四十天”解围，人民政府重新控制了天山东部，尧乐博斯带着死党通过青藏高原，从中印边境出境，最后到了台湾。在台湾他长期担任国民党的“新疆省政府主席”。1971年，他死了。台湾的媒体说，他的妻子廖影秋与其子女要将他的遗体埋葬在哈密。于是，“尧乐博斯要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就是我们军马场的一次新戒备的由来。
传说中的乌斯满 ，我最熟悉，因为来军马场之前，我看过电影《沙漠剿匪记》，读过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在长诗中叫“忽斯满”），一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从结局来说：黑喇嘛被刺杀于1924年（或1923年）；马仲英在1934年7月突然投入宿敌苏俄怀抱，至今下落、生死不明，据说关于他的档案在80年代被苏联“克格勃”列为国家机密；尧乐博斯1971年死在台湾；乌斯满于1951年在甘肃、青海的交界处被解放军剿匪部队生擒，1952年4月经公审在乌鲁木齐的南门被处死。乌斯满一直为台湾认可，因为他是著名的“北塔山事件”的“英雄”。其实他也是想经青藏高原出境逃往台湾，但他带着一个庞大的部落，没有尧乐博斯那样利索。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与尧乐博斯有极大的不同，是“伊吾四十天事件”将他们的名字拴在了一起。所谓“伊吾四十天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神秘莫解、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章节。1950年3－4月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六七个月了，新疆早就和平解放，尧乐博斯还出任了解放后的新疆哈密专区专员。可一个已经习惯于从无新闻、备受冷落的小县伊吾却冒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全县整个叫反动势力颠覆，驻守在县城的一个连的解放军被严密切断了与上级联系，依靠伊吾县公安局的物资与地势，死守了四十天之久。其中，两次组织救援，都无功而返。四十天之间，东天山“群魔乱舞”，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关于“伊吾四十天”的一些资料提到，事件是尧乐博斯与乌斯满策划并作主谋的。但如果他们两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真的领导了这个事件，情况也不会如此简单，不论成败都会弄出更大的响动来。他们都有过类似经历。他们与黑喇嘛、马仲英一样，绝不是安于占山为王、找个压寨夫人就罢了的人。实际上，他们的对手也从不这样看待他们。
关于黑喇嘛，以及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我们的探索才不过刚刚开始。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结局也颇不同。可我确实一开始就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了奇怪的共同点。是黑戈壁将他们结系到了一起。
大雪封山的1972年10月，我携带着简便行囊离开松树塘，前往乌鲁木齐。我们的车翻越了天山的分水岭——库舍图岭。
库舍图岭，是“碑岭”之意，在这个地方原来有一通唐人刻的“记功碑”。清朝前期收复西域后，为保护古碑建立了一个庙宇，就叫“天山庙”。我站在天山庙前，俯视天山。我已经25岁，知道这一去再来也难，因为松树塘确实是远离交通线的地方。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已经与松树塘、军马场，与东天山北部的山川植被、戈壁草滩不可分离，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此后，我在乌鲁木齐生活工作了近十年。
其中，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大学作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细说也罢了，反正境况比现在的都市“打工仔”“拾荒者”还要等而下之。后来又在煤矿工作，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可，我是谁呢？我不是知青吗？——好在我年轻。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什么也做不成，除了读书。然而读书也总像是做“地下工作”。我把所有的劲头都攒下来，等有朝一日再用。与前人和许多同代人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等来了那一天。
1981年，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开始了新的生活与工作。
回到久别的北京，我没有忘记松树塘、黑戈壁。松树塘与清代流放新疆有密切关系，而黑戈壁则将我引到另一条路上。
我注意到，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史之中，黑戈壁据有特殊位置，而且这主要由于那个“来去无踪”的黑喇嘛。在中外文献之中关于黑喇嘛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早年听到的传说，但它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面的事。
我曾一再想到，可能确实有不止一个黑喇嘛，可是，黑戈壁则无疑只有一个。我知道，有这种疑虑的不止我一个人。关于黑喇嘛有过“替身”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我对黑喇嘛了解得越多，困惑也越多。这种困惑对许多人来说一直就存在。
中外探险家关注到黑喇嘛的，有俄国学者奥勃鲁切夫、列里赫、科兹洛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考古学家贝格曼，丹麦探险家哈士纶，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但这已经足够了。
在中外探险纪实作品中正面写到黑喇嘛的，有奥勃鲁切夫的名著《中央亚细亚的荒漠》。这本书出版在苏俄时期，作者生前出版过多次。
奥勃鲁切夫（1863－1956）本人跨越了沙俄与苏俄两个历史时期，是俄罗斯重要的地质与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五次获得列宁勋章。他出道极早，19世纪末，关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的论争中，作为俄国地理学家，不赞成普尔热瓦尔斯基之说，因之崭露头角。《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部通俗的探险读物。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中亚探险家们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在艰深的科学著作出版的同时，要为普通读者写一部与之匹配的通俗读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代表人物。奥勃鲁切夫也不例外。为了调和沙俄、苏俄两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反差，《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借一个寓居在中国塔城的俄罗斯侨民——找宝人古库什金的笔记，展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数十年间，俄罗斯人在中国西部的活动。其中涉及黑喇嘛的段落是全书最饶有兴味的部分，作为比较具体写到黑喇嘛与黑戈壁的书籍，他采用了比较客观的叙述方式。
《黑戈壁》 第一部分喀喇浩特（1）
在一次前往内蒙古额济纳“找宝”——挖掘黑城（喀喇浩特）的行程中。主人与他的助手在黑戈壁与黑喇嘛有了直接的交往。驼队满载着货物，沿巴里坤－奎苏－松树塘－大石头一线，一站一站走向黑戈壁。他们计划穿越黑戈壁，前往额济纳河绿洲。他们的路线走向，在东天山那部分与我在1969－1970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