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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 第三部分西域的门户（9）
问题总要归结到“伊吾四十天”。实际上我们在行文中正一步步向“伊吾四十天事件”逼近。
隔着黑戈壁，与居延（额济纳）遥遥相望的，是哈密地区。在西部的旅人心目中，哈密是令人向往，又令人绝望的彼岸世界。1928年杨增新遇刺身死。几年之后，逐渐波及整个西部的动乱，就从哈密的冷落山乡开始了。直到“伊吾四十天事件”，才彻底揭过了这一页。在1949年之前，只有杨增新意识到了危机就潜藏在宁静无争的地方。事实上，杨增新一直将与黑戈壁比邻的哈密当成了一个“病灶”，只有到了这个“医国手”死于另一次背景复杂的暗杀之后，哈密才真正成为地缘政治的敏感区域。
1928年，杨增新在宴会上遇刺身亡，从此新疆和中国西部就陷入长期的仇杀与战乱之中，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始于哈密的“小堡事件”。关于1931年2月发生的“小堡事件”，包尔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之中有客观的记述。从身受重伤的新疆督军杨增新责问刺客“你要干什么”开始，就没有人在普遍的内乱中说得清究竟“要干什么”这一点了。到了“伊吾四十天”，与杨增新遇刺同时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终于彻底关了起来。所以，“伊吾四十天”是新疆现代史的最后一章，是《黑戈壁史诗》的终曲。
“伊吾四十天”的过程基本是 ：
1950年2月，中共伊吾县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团一营二连从哈密出发，经沁城、小堡，抵达伊吾县城，标志伊吾新政权确立。起义后的原伊吾县长艾拜都拉等上层人士，策动了叛乱。当时，尧乐博斯已经叛逃至北山，乌斯满和他的部落也正陆续通过巴里坤、黑戈壁，前往甘肃与青海交界处。叛匪先后袭击并屠杀了派出在淖毛湖、下马崖等地驻防垦荒的二连战士，并于3月30日拂晓围攻县城的中共伊吾县工委与二连连部，参加叛乱的人据说曾达到数千人。绝大部分是裹胁的牧民。二连与工委依靠旧公安局的院子以及附近制高点的碉堡，死守县城，以警察局保存的枪械与叛匪交战，直到5月7日，在被困40天之后，才与前来解围的援军在伊吾县城会师。
在被围困的40天里，二连多次派遣战士突围向哈密驻军报警，可都未能完成任务。其间，哈密曾派出援军前往哈密，可也没有能抵达县城。一个县级建制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完全失去了控制，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二连死守县城40天，在没有外援，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的困境中，依靠自己最终战胜了颠覆了全县的叛匪，是真正的英雄业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光辉篇章。
从一到军马场，“伊吾四十天”的故事，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程。当然，民间传说不等于信史，但民间传说往往能反映出人心向背、表达出一般会潜藏在史册的字里行间的爱憎与得失。
“伊吾四十天”结束，黑喇嘛、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这样的乱世枭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的舞台已经拆除，他们的观众改了品味，他们的一举一动再也无人喝彩，甚至再也无人回顾。好比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制造了巨大破坏，终于凝固；好比波澜壮阔的内陆河，流过戈壁沙漠，终于潜入地下。如果还欠缺一点什么，那么就是应该给他们一张返程车票：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们必须回到起点上去。
《黑戈壁》 第三部分黑喇嘛出没于黑戈壁（1）
在丹毕加参其人搅扰了新疆与科布多的安宁时，在黑喇嘛出没于黑戈壁时，边界两边都随时处在动荡不安中，在这些晦暗难明的岁月，站在黑喇嘛－丹毕加参对面的，是新疆督军杨增新。
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疆任镇迪道。所谓镇迪道，是新疆的一个道区，镇，是镇西，即巴里坤；迪，是迪化，即乌鲁木齐。民国元年三月，清廷任命的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弃职东归，并举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从1912年临危受命，到1928年遇刺身亡，在近二十年间杨增新曾任新疆督军、省长，并兼任民政长、巡按使等职。殚精竭虑，治理新疆。赴任之初，很快就与伊犁“革命党”达成协议，使全疆基本稳定。对中央采取了著名的“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以免内地政局变更频繁影响到新疆。他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清廷退位，沙俄介入喀尔喀蒙古事务，并引起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长期动荡不宁。杨增新一方面以最快速度将近邻阿尔泰（原来直属中央，但中央鞭长莫及）纳入新疆建制，一面倾尽全部力量，防卫战略要地察罕通古。在几年间，从来无人关心的偏僻之地察罕通古，成了内陆亚洲动乱与稳定的关键词。正是因为如此，杨增新本人也成了举世关注的人物。防卫察罕通古，是典型的空城之计，杨增新“两手抱空拳”，以中华民国为后盾，“吓退”面对的强敌。在察罕通古，一个备受外蒙古上层器重，受沙俄利用，受哈萨克与附近蒙古诸部侧目的强敌，就是黑喇嘛—丹毕加参。
杨增新可以说是集古今治术为一身的人物。死守察罕通古，寸步不让的同时，他又利用软硬两手，妥善处理了因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举涌入新疆的30万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难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以外的所有民族总数。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喀尔喀蒙古逐渐从中华版图剥离，导致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的动乱不宁。其间，沙俄一直在做由外蒙古上层为其火中取栗的受益者。但是历史的轮盘赌意外地停在同一个数码上，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大批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杨增新通过1912年－1917年的历练，已经洞悉了中亚的政治隐密，站稳了自己的位置。他有了足够的准备面对中亚政局的颠覆。1918年－1919年，大批溃逃的白俄为躲避红军追剿，进入新疆。陆续进入新疆的白俄，据说仅军人就有近5万。还有数不清的家属与政治难民。这些白俄军人，已经远远超出全新疆驻军5倍以上。这些人有不少是亡命徒，已经打了几年的仗，不在乎为最后的结局再多打一仗。他们装备精良，他们是绝境求生，他们不是“夏伯阳”们的对手，可对付新疆的部队，必将如同摧枯拉朽。杨增新在红党、白党之间折冲樽俎，苦心孤诣，他的一个“帮手”就是新疆广袤无边的领土。他采取允许白党在缴械之后分别进入新疆，让新疆的戈壁沙漠、漫漫长途消磨尽他们的最后一丝戾气。据说当精锐的白卫军按杨增新的要求缴械之后，见到了新疆的手持假枪的“业余”军人，后悔得痛不欲生。当时在新疆，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每年到了寒冬将至，就打开军营大门，到处张贴布告：愿意当兵的全可以吃饷；到了来年春天，即将春耕，又打开营门：不愿意在兵营里吃苦的，一律来去自由。这是真正的“因地制宜”：新疆垦区劳动力奇缺，春天农工的收入远超过了军饷，而且为了找到足够的人力，地主们纷纷拿出“优惠政策”。可是，等到农田收割干净，寒冬来临，这些不再重要的农工们往往冻馁无归，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成了副业。于是，杨增新就开始招兵，把这些精壮的劳力收拢在军营里，有口饭吃，有地方睡觉，穿得暖，吃得饱，免去了社会治安问题。春天再放出去打工。——这确实不是富国强兵的好政策，可就是凭这个“邪招”，保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谁是真正的受益者呢？当然是下层的百姓。所以，新疆的兵并不是为了打仗设置的。要是真与白卫军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杨增新的“空城计”，是他的专利。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中杨增新保持了新疆古老绿洲的和谐安宁。可以说，没有杨增新就没有现代新疆。迄今为止还有谁，可以只用发行纸币维持财政平衡？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杨增新一个。纸币需要抵押保证，杨增新是将自己押在了“信用”的一方。
读过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时处在水深、火热、酷暑、严寒之中吗？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自愿投入火坑？那是因为他得从锅底烧红的油锅里跳出来。——一次与亲信闲谈，杨增新曾说一旦发生战乱，塔里木（盆地）将是烧红了的锅。
在主政期间，杨增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名言还有：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实际只能打一仗：一仗过后，玉石俱焚。你耗尽人力物力资源拼命一战，可在战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生灵灭绝、文明湮没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绿洲战乱不可能有胜者。以新疆现代史为证，足以证明，“和谐社会”应该是政治家最大的成就。在此前二三十年间，我在新疆云游各地，到过许多穷乡僻壤，到过许多连最详细的地图也没有标示出来的村庄（因为它的年龄比最新的地图还轻）。在一个个桃红柳绿的村镇，在牧人的“萨特马”（茅棚），在途中一次次邂逅，我总感到杨增新还“活着”。
对不识字，不关心世事的变迁、不知广播电视媒体为何物的土著居民，一提到“杨将军”“老将军”，特别是“老将军”，人们的崇敬，人们的认同，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你觉得他正在身边。
可对于黑喇嘛—丹毕加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