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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写公开信给孙观
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
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
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
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
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
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
“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
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
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
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
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
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
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
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
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
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
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
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
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
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
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
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
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
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
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
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
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
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
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
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
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
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
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
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
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
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
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
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
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
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
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
归来”（《爱书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
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
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
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
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
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
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
“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
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
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
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
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
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
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
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
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
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
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
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
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
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好
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
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
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
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
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
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
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
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
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汤
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
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
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
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
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
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活，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
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