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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管理能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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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忍耐”一词,具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能够长期等待而不抱怨,不生气,一切随它去的行为或品质;它又是一种默默而镇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的能力或行为;此外它还是“坚忍”这个词的同义词。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又特别善于忍耐呢?这恐怕也跟中国人长期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形式上是典型的层级制官僚体系,上级对下级具有无上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对上级只能是无条件服从,甚至是逆来顺受。    
    中国政治上的这一特点同样也反映在家庭的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家长或族长拥有最高权威,可以说一不二,晚辈们只能乖乖服从,就算有所不满也不敢表现出来,因为忤逆不孝乃是中国人观念中莫大的罪过,于是一切都只能忍着。而传统的中国家庭又是很大的,动辄四五代同堂,人一多,就难免会有纷争,一个大家庭内部如果成天吵吵嚷嚷的,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都会把脾气练得特好,只有脾气好才能忍耐得下去。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中,通常是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其叔、妇忍其姑、妯娌忍其妯娌,于是形成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唐朝有位名相张公艺,家中虽然九代同堂却和睦融洽。唐高宗问他持家有何诀窍,张公艺却在纸上连写一百个“忍”字。于是,“忍”就被当作齐家甚至是治国的法宝,一辈辈传承了下来。    
    “忍”这一传统不仅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其影响也波及到了我们的东邻日本。日本人将中国传统的“忍术”发扬光大,形成了独特的“忍者文化”。日本的忍术,堪称独树一帜;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它是对人身体潜能的极限开发和对人精神意志的极度考验。在传统的日本社会里,要练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忍者”,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磨难,要经历九死一生的魔鬼式训练。忍者具有超强的柔韧性、适应性、应变力和极其过硬的心理素质,能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苦楚、能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生存。    
    当然,日本人所强调的“忍”,跟中国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忍”还是有差别的。日本历史上有三个最著名的人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们性格迥异。在日本有个传说,如果鸟儿不叫,怎么使它开口呢?织田以武力强迫它叫,丰臣想办法逗它叫,德川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它叫。日本人最推崇的,是德川的本领,也就是所谓的“忍人之所不能忍”。其实德川的忍术本质上来源于中国,但已经具有了显著的日本特色。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忍术的特征;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日本人的“忍”更多来自于对上级的听命和服从;是“忠道”;中国人的忍则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的体谅和宽容;是“恕道”。    
    关于中国人的耐性,古代还有一个“唾面自干”的典故,听来让人咋舌。它说的是,唐朝宰相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将要上任前,娄师德特别对他说:“我没有多大才干,已当上了宰相,你现在又当上代州刺史,我们所得和占据的位置已经过份了,这是让人嫉妒的事。如果万一有人向我们挑衅,我们该如何保全自己呢?”娄师德的弟弟立即回答道:“从今以后,就是有人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我也不敢有所怨言,只是把口水默默地擦掉也就算了,我会这样强制忍耐,以免大哥为我担忧。”娄师德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所担忧的啊!人家朝你吐口水,即是对你发怒,如果你把口水擦掉,就是表示你厌恶他、对抗他、顶撞他,这无异是火上加油呀!不如不擦掉它,让口水自己干掉,用笑来承受这一切。”    
    恐怕我们实在想不到,中国人的耐性和涵养竟能好到这个地步,无怪乎常言道,“宰相肚里可撑船”了。其实,西方的《圣经》里面不是也提倡“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那么请把右脸也给人家打”吗?      
    当然,唾面自干的做法实在过分,大可不必学它。但是无数先例表明,在人生旅途中,逆境、困苦、艰辛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们学会忍耐,就会变不利为有利,从而实现个人的宏愿。可以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具有格外坚强的忍耐力,这恐怕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俗话所言,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味忍让退缩,那就成了软弱可欺了。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已经变了很多;血气方刚、好勇斗狠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比比皆是。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6节 中国人维护面子的能耐

    面子差不多算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确切的“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翻译成英文的“face”(脸面);但在外国人看来;“脸面”就是“脸面”;并不涉及其他。也有人将面子译成“reputation”(名声、名誉);但好像也不到位;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声、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的杰出才能和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声、名誉”是有极大不同的,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绍B到C公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录用了B,这本来与介绍人A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是看A的面子录用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将B辞退,本来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对外国人而言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个人有个人的面子,而且一个家庭、企业乃至国家,也有自身的面子。如果家里的晚辈不争气,长辈就会教训他,“真是丢了家里的面子”。可见,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当然,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确实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使他感受到统治一个天朝大国的无上荣光。    
    外交场合上的争斗事关国体,当然要极力维护自身的面子,至少要保持一个和大国地位比较相称的形象。至于中国的家庭呢,也一样看重面子。中国人历来提倡“孝道”,而“孝”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面子。如果一个人表现好,从小处说,那是“光耀门楣”;从大处说,那就成了“为国争光”了。总之中国人做事,都肩负着很重大的意义。    
    此外,越是辈份高、地位高的中国人,就越得讲面子,因为我们向来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一般来说,晚辈不应当当面指出长辈的错误,否则就是不给长辈面子,那将是极大的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因为要顾忌别人的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忌讳也特别多,说起话来也往往言不由衷,这使得外国人总认为中国人多少有些虚伪。    
    既然面子这么重要,那么自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它,不能让自己的面子受到任何损害。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部门或者企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于是这些问题最多“内部”处理一下,外人根本无从知晓,以图把影响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中国人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面子至上”的思维模式。但此种情况;由于逃避了外界的监督,使得人们很难吸取教训。    
    既然面子问题是个大问题,那么中国人当然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脸面。一般来说,当他春风得意、引得他人艳羡的时候,肯定是很有面子。那什么时候才用得着维护面子呢?自然是当他犯了错误、有可能使面子受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能使面子受损;为保全面子计,有些中国人不肯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推诿、抵赖、搪塞、转移视线,甚至栽赃,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由于面子意味着人的威信、尊严乃至价值,所以一般是不容国人轻易丧失的,为此不少人都具有文过饰非的能耐。例如三国时的曹操,就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奸诈、多疑、从不肯自动认错的人。曹操很聪明,但也很自负。年轻的时候,明明错杀了好友吕伯奢,却整出一套“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歪理;直教天下人齿寒;赤壁战前明明中了周郎妙计;错斩了蔡瑁、张允,却被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因为杨修比曹操更聪明,好几次让他没面子,所以曹操也不能相容,终于找个借口给除掉了。其实曹操的心理,正是一些中国人的心理,所以也难怪在历史上曹操的言行能赢得如此多的共鸣了。    
    不过曹操毕竟雄才大略、才识超群,他的行事都有自己的道理,并没有胡作非为。但是有的国人并不具备曹操的才干,却有着曹操那样的心理。这样一来,难免使得这些人本身刚愎自用;却又极好面子。这样的人如果多了,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实中国的先哲们提出过好多于我们非常有教益的训诫,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等等。这就是要求大家对错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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