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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Chapel）的宏伟。
他按图索骥，进了“王家学院”大门，走到王家教堂与克莱亚学院的毗连处，眼前是一座三环桥和几张木椅子，这岂不正是他昨天深夜驻足沉思的地方！
到了康桥不到二十四小时，竟会于无意中重踏四十年前徐志摩的足迹，这种巧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实在有点传奇性。于是他走进一家屋顶咖啡店，要了一杯加糖的黑咖啡，装模作样地拿出稿纸，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如果他文笔好一点的话，大可添油加醋，写出一篇小说来，不让徐志摩专美于前。
然而他毕竟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文采，他只能写出这篇并不戏剧性的，但是真实的“随感录”。他庆幸自己在康桥的第一天，在内心的生活上并没有留下一片空白。他像徐志摩一样爱上了这个小城。他不久将到苏格兰游览，然后在搭机直飞欧陆之前，还会回到康桥待一两天，专程向徐志摩的灵魂告别：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1）
徐志摩的朋友
1968年夏，他在欧陆流浪，目的是找寻写作论文的资料和“灵感”。说起来有点荒唐，他竟然以研究徐志摩为借口。到了英国，在伦敦经友人的介绍认识了30年代的名作家凌淑华女士，在一次闲谈中，凌女士无意中提到一位英国老绅士，名叫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Elmhirst），曾经到凌女士处请教，据说他手头有二十多封徐志摩的英文信，从未发表过。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写信给这位老先生，请求见面。
信发后不久，他由伦敦到了康桥。在徐志摩的旧地，正在他魂牵梦萦之际，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包挂号包裹，拆开一看，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寄来的徐志摩书信，是经人誊抄打字过的，已经装订成薄薄的一册。他连夜展读，大喜过望，这么多一手资料，收集在论文里，足可唬人了。遂修书向这位老先生致谢，并再度恳求接见，老先生在回信中说很忙，时常旅行在外，不过可以先在伦敦见面，要他把伦敦的住址和电话函告。然而，暑期的伦敦，家家旅馆客满，他因为不愿与人挤才到康桥来的，自己在康桥又无电话，在伦敦也没有预订旅馆，只好把以前住过的一间学生宿舍的电话号码通知了老先生。
重返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那家学生宿舍去找房子住，原来早已客满，也没有人打过电话给他。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正是埃尔姆赫斯特先生，难道又是徐志摩在天之灵有意作成？
他于第二天如约到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见到了这位老先生。他一头白发，留了一个小胡子，走起路来仍是健步如飞。初见面当然不好意思马上问高寿几许，但就“历史”推测：如果这位先生二十多岁时和徐志摩在中国见面，那么现在已有七十岁了。老先生不待他再作历史的沉思，就自我介绍似的说：“我们两人都是诗人的朋友！”
“诗人”当然指的是徐志摩，老先生回忆中只有两个诗人：一是徐志摩，一是泰戈尔。作为徐志摩的挚友，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这从徐志摩的二十多封信中可以看出来，但是他这个不足三十岁的研究生，怎么敢自称是徐志摩的朋友？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的“诗圣”、“诗哲”，一个是60年代默默无闻的“书生”，既不曾高攀大官，又不认识什么贵人，怎么可以僭称徐志摩的朋友？
他说了一些不胜荣幸之类的话，老先生似听非听，谈了不到五分钟，老先生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很爽快地说：“你大概肚子饿了吧，来，我们到饭厅去大吃一顿。”说的当然是英文，他不禁臆想到当年的徐志摩可能也是这么精力充沛、明直爽快，怪不得他们两人会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在旅馆的餐厅坐下，老先生为他点了菜，并叫了一瓶酒，以资庆祝。边吃边谈，老先生话匣子一开，满口都是历史，他这个研究生也无暇做笔记，只好一面吃一面听，一面在心里“死记”。
原来老先生在年轻时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农艺，是时泰戈尔已经声名大振。有一次这位印度诗人到纽约访问，埃尔姆赫斯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泰戈尔，两人畅谈甚欢。泰戈尔在印度故居附近有一片农场，想作一番农村改革。泰戈尔的基本观念是：任何农业改革，仅只是改良农具、提高品种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农民在实际生活上得到满足，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得到润育，所以，实际生产和精神上的陶冶——音乐、舞蹈，甚至读书识字——是分不开的。泰戈尔想物色一批外国农业专家做顾问，以便协助他的印度弟子们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当时埃尔姆赫斯特将从康奈尔毕业，前途茫茫，也在追求一个理想，于是立刻答应。泰戈尔没有钱，埃尔姆赫斯特愿意自出旅费。在返回英国小住不久后，他就买舟去了印度。他把泰戈尔的农庄办得生气勃勃，甚至把农村的小孩子也组成救火队。至今事隔四十多年，他还记得印度助手的名字，当时的种种经历，都成了现在的回忆。
埃尔姆赫斯特先生与徐志摩的认识，也是由泰戈尔而起。1922年北京文化界有意邀请泰戈尔访华，泰氏遂派埃尔姆赫斯特到中国部署一切，当时中国方面的联络人就是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1924年，泰戈尔正式访华，带了一位史学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而担任秘书的就是埃尔姆赫斯特。访问团一行于3月抵达上海，经南京北上，徐志摩特地由北京南下迎接。一路上的日程都是徐志摩和埃尔姆赫斯特共同拟订的，泰戈尔演讲，也往往由徐志摩担任翻译，徐的第一位情人林徽音也时常陪伴在侧，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了一段“白发红颜”的佳话。老先生忆起四十多年前的盛事，不禁时时莞尔，开玩笑似的说：
“徐是我在解决一连串国际纠纷时的伙伴。到底要怎么样请这位大官赏光或是为那位贵人留面子，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倒真的有不少人要面子！”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徐志摩的朋友（2）
一顿饭在不知不觉中吃完，老先生又要立刻去参加一个农业会议。原来自从结识泰戈尔以后，老先生一直在发扬这位印度哲人在农村建设上的理想，现在已是英国农业专家之一，所以时常旅行各地参加会议。一席话虽然颇为珍贵，总有意犹未尽之感，而且，徐志摩在信中也提到老先生的故居——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做Totness，据说风景秀丽，于是他也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研究徐志摩之余也可以研究一下徐志摩的这位英国朋友。老先生看破来意，拿出记事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日程：
“我再过两个礼拜会在家里，你就在这个月底，也就是再下一个星期四来玩吧，坐早上8点的火车，大概要三个多钟头，到了DartingtonHall，我们可以一起吃中饭，下午我带你参观，晚上你可以搭5点多的火车回伦敦。”
访问日期既定，他就告辞了。匆匆坐车回康桥，一路上不停地在幻想DartingtonHall——老先生的别墅——的风景，另一方面又不禁想到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的人似乎爽快得多，心中没有什么壁垒，徐志摩可以和泰戈尔、哈代、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等文坛名人见面，侃侃而谈，又曾在罗素家住过，信中亲热地把这位大哲学家称做Bertie（罗素本名为Bertrand），如今这些人物都成了历史——包括徐志摩在内。历史的境遇使徐志摩成了名人，也使他以名文人的资格和欧陆文坛的各位泰斗把酒闲话。以60年代或70年代人的眼光来看徐志摩，他不禁在心里打了几个问号：徐志摩的诗是不是一流的？他用的那些西洋浪漫主义的意象，是否为中国白话诗打开了一条路？这位“诗哲”的思想是否有足够的深度？为什么他在一味崇洋之中没有注意到许多其他文化上的问题？徐志摩在文章里引经据典，但他到底扎扎实实地念过几本书？……这一连串的问题他只能藏在心里，不愿意公开讨论。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60年代已经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作为60年代的人，又是流浪在外，他除了为上一代的“英雄”们作传外，又能做什么？回想不久之前，在康桥经友人介绍见到了E。M。福斯特（E。M。Forster），同在“王家学院”进晚餐，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也吃不下饭，总觉得区区一个研究生怎么敢高攀这些大人物？埃尔姆赫斯特先生在饭间也告诉他说：“你何不去找罗素？Bertie也是我的朋友，他可能还会记得一点徐志摩的事。”他听后不置可否，但心里总觉得这个念头太荒谬，就好像自己马上要见戴高乐一样。一路上思潮汹涌，到了康桥火车站，突然觉得心中十分空虚。“历史”毕竟是过去，写了一大堆历史论文，也许有几个学生会读，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遇到像埃尔姆赫斯特这种人，一时会有一股无名的兴奋，但是兴奋过后是失望和气馁：这位老先生经历过“历史”，是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是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反观自己这一代的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发牢骚、写文章之外，又能做什么？谈不上国家民族，谈不上社会文化，即使能使自己内心的生活充实一点，宁不做“历史人物”，而做一个活生生的现代人，这些，又谈何容易？他冲动地想立刻打电话给才认识不到一个礼拜的异国女郎，希望在异性的慰藉中求得一点“实在”，但又觉得不应该，时间已晚，就草草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
在康桥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