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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抗战时期，这些词句却都添加了一层更深刻的意义，试问在“虎口余生”后，置身于春天的大自然，难道不会真有“双城记”式的浩叹？（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正好像八年抗战之于中国，二者都是由人民血泪所编织而成的“史诗”。）父亲在4月13日的日记上写着：
黑暗留在后面，敌人所占据的山地留在后面，前面是光明，是自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脱去了长衫，穿上仅剩的一身制服，我怀着轻松而欢欣的心情，向自由的祖国天空，深深地呼吸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没有身历其境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一段写得太过“俗套”，但这几句“俗套”也恰道出当时人的心情。记得我们最后从群山中走出来，我突然看到生平从未见过的“平原”：那一片一望无尽、欣欣向荣的“自由”美景，也使我顿时对将来生出一股幸福的憧憬。多年以后，我在台大当学生时，想把这一段初望平原的心境写出来，作为一篇讨论人生小说的“象征”主题，惜乎文笔太差，始终没有写出来。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父亲是属于“五四”后期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与母亲同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由相恋而到结婚，颇有“五四”的浪漫之风。待他们结婚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了，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但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
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的精神，是一个心境上的变迁，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我的论文所讨论的是前者，对于后者，却至今无人研究。一般描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小说，都未能勾画出一个全貌，钱锺书的《围城》是一本名著，却以讽刺为主；巴金的几本小说，有的是以抗战为题材的（如《寒夜》、《第四病室》），但也未能令人满意，甚至大陆出版的《青春之歌》（杨沫著），读来也觉得幼稚得很；林语堂以英文写成的《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全书的后半部描写过抗战，但道家意味太浓；鹿桥的《未央歌》，也是象征多于写实。总之，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巨幅小说，至今尚待人写。
父亲的《虎口余生录》当然不是文学巨著，但有心人仍不难看到一些历史和文学的痕迹。即以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五四西潮”的例子。父亲在大学时代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奥国教授学指挥，更喜欢阅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一个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爱好，最后所有藏书丢尽，身边所带的唯一的书，却是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我后来进外文系，可能也是“家学渊源”吧。
父亲虽是相当西化的知识分子，虽然在乡下“傻瓜”面前弹“洋琴”时，颇有委屈之感，但是他仍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中长大的，不论他如何西化，毕竟还是中国人，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民也抱有广大的同情心，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色。“五四”时期，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集中在东部的大都市里，几乎与“中原”乡下的农民脱了节，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全民奋起，知识分子走到乡下，走入民间，也沾染了农民的泥土气息，所以，在日记末尾，又逃回城市的时候，反而觉得格格不入了。父亲身历“都市”与“农村”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有都市的西化气质，一方面又有乡村的传统淳朴的风格，这是我做儿子最羡慕的一种“中西合璧”。
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所谓“西化”早已不“时髦”了，但父亲日记中浓厚的“乡土”气息是我颇为向往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全家能够重回师岗，再作一次历史性的“旧地重游”。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1）
为婚姻大事上父母亲书
父母亲大人膝下：
承蒙你们向我介绍女友，不胜感激之至。我虽与她素昧平生，但她既然是父亲同事的女公子，人品必然不差。儿不孝，几经思虑之后，甘冒大不韪，拟谢绝这一门“亲事”。因恐引起你们的误会，特写这一封信作个解释。
婚姻乃人生之大事，岂可等闲视之？你们为我焦虑，使我铭感五衷。中国旧时婚姻一向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求门当户对，早生贵子。然而，此种婚姻制度在“五四”时代——也就是你们的时代——在一片“反封建、反传统”的呼声中被推翻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当时的“摩登”青年——特别是“女权运动”者——所争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你们当年何尝不是为爱情而赴汤蹈火，奋而反抗家庭的束缚？幸而你们胜利了，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当年最早以自由恋爱方式而结婚的佳偶中的一对。如今，时过境迁，你们却为我这个宝贝儿子做起媒来了，岂非“历史”的一大讽刺？
当然，话不能这么讲。我这个书呆子一向只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从未顾及到台湾社会近年来的风气。留学生在外，不论男女，都是每天为学业而劳碌，没有闲情谈什么恋爱，一旦学业有成后，顺天应人，当然有成家之想。于是由在台的父母撮合，让一对陌生男女先由通信方式认识，然后再约期晤面，订定佳期，在国外行大礼，而由男女双方家长在国内登报、请客。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儿并非不知，想你们也是受亲友的怂恿、街坊邻里的激励，才出此“上”策，原是一番好意，儿心领了。当然，另一种最方便妥当的形式，也是你们在近来信中所常提到的，那就是趁留学生返乡省亲之际，由父母或媒人直接介绍认识后，男女双方可以在短期内在台湾成大礼，然后联袂出国，在外国组织小家庭。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美事，特别是“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母，用这种简便方法钓得在国外镀过“金”的“金龟婿”，可谓真正免出国留学考试而“托福”了。
这些都是社会风气使然，哪一家不受其影响？而且，这种风气并非完全由家长所造成，恐怕大部分留学生对此都颇为热衷。我有一位朋友，去年暑假专程为“娶亲”而回台湾，“省亲”倒在其次。他在台一个多月，几乎是天天大宴，受人款待，相过面的淑女不知凡几，结果，离台时仍然是孤家寡人。后来几个朋友问他为什么不败而归，凭他这一表人才，又是理工科的博士，银行存款也有两三万美金，怎么会找不到太太？据他说，在台每次大宴时，媒人、女方家长，及各亲友皆在，饭还没有吃完就谈嫁娶了，结果是因“金钱”问题意见屡屡不合，未能“成交”。至于其他内情，我当然不得而知。我还认识一个留学生，他回国后大吹大擂，自称是某某权威，有一次在一个商展中看上一位小姐，搭讪后，竟然托媒人说合，两个礼拜之后，就把她娶来了。据说，这位女士本来有一位男朋友，相好已有数年，可惜这位男士没有出过国，于是，这位海外“权威”就靠他这一块镀金招牌娶得了一位如花美妇，而女方家长也深庆得人，还以为是福从天降呢。原来这位“博士”也不过是在美国某速成学校混到一个学位，现在一家公司当小职员，晚间还在一家中国餐馆打杂。
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是去年我从朋友处听来的，当时心中就颇有感触。为什么留学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而且，把婚姻当做买卖，原是“五四”时代的你们所最不齿的一件事，而这一代的留学生却乐此不疲，我认为这是一大悲剧。中国崇洋的风气由来已久，没有这种炽烈的风气，留学生中的败类也不会在国内招摇撞骗。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身在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留学生，离乡背井，非但对祖国文化的怀念日增，而且还可能有一种“罪恶感”，返台省亲时的心情应该是一种谦卑的“浪子回头”的心情，在海外沾染的洋味太多，回国后应该洗尽异国的铅华，重新做一个中国人。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只我一个，去年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回国的，他离国十年，回来以后却大吃一惊，国内的亲友把他捧上了天，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结了婚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就赶快介绍女朋友，终身大事第一，害得他每天接受“疲劳轰炸”，压力重重。又听说他在外国某知名大学任教，于是媒人纷纷找上门来，使得他啼笑皆非。
父母亲为子女的幸福着想，想尽量促成子女的终身大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往往感到：中国的父母只管催促子女结婚，却很少为子女考虑结婚以后的问题。家长们也许认为只要男女双方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而且家世清白，就让小两口步上婚姻之途，对于二人性情和感情上的问题，却不大关心，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两人处久了终会适应的；当然，有些人又可冠冕堂皇地加上一句：中国人有容忍的美德，不像美国人一样一天到晚闹离婚。这种想法，本是中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在中国的环境中也许可以行得通，但是在异国他乡，中国人为这种“美德”所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我有一位朋友，几年前回国，凭媒妁之言娶得一位名门闺秀，不料到了美国以后，这位新夫人每天晚上打牌，害得他下班以后还要煮饭、带孩子，他的母亲关心子女，特地到美国去看他们夫妇，却被儿媳妇撵出门来。
类似这种情形的例子恐怕还不少。我们身为局外人，当然不能责备任何一方。我总觉得：台湾在近年来日渐繁华，一般中等家庭的子女生活得很舒服，甚至于娇生惯养，一旦进入另一个不同的社会，一切靠自己，没有父母亲在背后撑腰，顿时会有一种由天堂进入地狱的感觉，这是每一位留学生所免不了的考验。新婚的夫妇当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