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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heIdiot）中的主人翁相似。塑造一个“圣徒”的典型一直是陀氏生前梦寐以求的事，这在最近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陀氏创作笔记（瓦修列克〔EdwardWasiolek〕主编）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这种宗教上的圣徒当时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所向往的反而是罪人——像伊凡一样的“精神罪人”。也许，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犯罪感”，当时只不过一味追求西方文化，无暇自知自省罢了。
二、爱理生的《童年与社会》
我久闻爱理生（ErikH。Erikson）的大名，但是研读爱理生的作品还是在哈佛念了几年中国历史以后的事。从西方汉学家的著作里看中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抽象”意味，西方学者重分析、重模式，然而对于史料的把握往往不足。我埋首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堆里有三四年之久，一天，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矛盾感觉：英文的二手资料使我在西潮的熏陶下重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中国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从西人的眼中、西人著述的英文词汇里得到的，我怎么能重新体会中国古人的心灵？然而，翻开中文的史料，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正好像外国人初念中文一样！于是我恍然大悟，自己的思想已经太过西化了，“五四”反传统的余绪、西潮的冲击已经使我与中国文化的本体脱了节。既不能背四书五经，又不会写诗词歌赋，我如何才能在这个“新大陆”中重新发现自我，再做一个“中国人”？就在这第二度心思恍惚的时期，我开始读爱理生的作品，从《青年路德》（YoungManLuther）读到《童年与社会》（ChildhoodandSociety），后来又念了《洞察与责任》（InsightandResponsibility）和《认同：青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andCrisis）等书。
爱理生是一个心理学家，曾经随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在维也纳念过书；他本是一个犹太孤儿，后来被一家丹麦人爱理生收养，所以才会有这个北欧名字。纳粹猖狂于欧陆的时候，他和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以难民身份流亡到美国，所以，他常常在课堂里说，他在英语词汇中首创“认同”（identity）一词，这也是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的，作为一个不知父母的孤儿，他要在自己的身世上寻求自我；作为一个“移民”，他也要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欧洲和美国——中寻求自我。爱理生的“认同”学说集大成于他的名著《童年与社会》，后来出版的《认同：青年与危机》是他的论文集，其中更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概念。我在1967年旁听他的课的时候，前书念得比较熟，后书刚刚出版，仅略览而已。爱理生的“认同”观念是他所谓的“人类生命周期”（HumanLifeCycle）的一环，他认为人的一生有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一种心理状态来代表，青年时期的心理状态就是“认同”和“认同紊乱”。什么是“认同”？爱理生的定义颇为烦琐，简化一点说，就是人到了青年时期，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在探索一个主要问题：“我是谁？”幼年时无知，在父母和家庭卵翼之下并没有这种疑问，逐渐成长以后，个人便从家庭进入社会，这种“独立”感所引起的问题就是“认同”。爱理生认为，“认同”可以从自己的眼中来下定义——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在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也必须从别人的眼光中来看到“自我”，换言之，自我与他人——父母、兄弟姐妹、师长、朋友、同学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关系，是爱理生“认同”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爱理生虽然是属于弗洛伊德传统下的心理学家，但他的学说已超越了弗洛伊德，非但分析童年的各种心理“结”（complex），还由此而推测年长以后的个性和病患，而且更注重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许多人批评爱理生不是“纯心理学家”，他的学说不够科学、客观，其主因就在此。然而，正因为爱理生已进入历史、文化，甚至哲学的境界，我才喜欢读他的书。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风起云涌地提倡“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就是直接受爱理生的影响；“心理历史学”这个词也是爱理生创用的。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3）
爱理生的“认同”学说又附带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一种情况：他认为在青年期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寻求自我，而社会上也往往公认这种需要，并制定许多办法、形成一些价值观念和建立相关机构来协助青年认同，这种寻找自我的时间，爱理生称之为“认同延偿期”（Moratorium）。学校的教育可以说是青年“认同延偿”的摇篮，社会上一般人也往往公认学生可以无忧无虑、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不必立即有固定的职业，或肩负社会的重担。这个“认同紊乱”时期，到自己踏入社会，有了固定职业，扮演了一个固定的角色以后而终止，然而，爱理生也承认，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动乱时代，许多人——特别是伟人如马丁·路德或甘地——会在“认同”上遭遇许多困难，因而便加长“延偿期”的时间，因为这些人有一种“使命感”，必须找到一个真正能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才能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往往寻之又寻，做很多不同的事，换了很多不同的职业，因而产生认同上的危机。
我当然不是什么伟人，不过当时却也感到一种“认同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症结是文化——中西文化在我心灵中的冲突，所以，我决定报名参加爱理生的研究班。记得那一年讨论的题目是“历史与人生”，看起来很广泛，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到爱理生的办公室中求见。爱氏满头白发，已经快七十岁了，他满面慈祥，并自嘲长得像圣诞老人，不过他目光炯炯，似乎可以一眼看穿你心里的一切。我坐定寒暄以后，他就随便问道：
“你是念什么的？”
“中国史。”
“弗洛伊德的著作，你很熟悉吧！”
“我只念了几本。”
“呃。”他沉思半晌，“那么，你想研究什么人？”
我听人说这个研究班是专门讨论伟人和艺术家的，而且自己理所当然地认为弗洛伊德一定与“性”有关，且中国文人中有一个郁达夫，也是闹性问题，以描写大胆而轰动“五四”文坛，于是就贸然答道：
“中国现代有一个作家叫郁达夫。”
“谁？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叫鲁迅。”
我当时未置可否，因觉鲁迅名气太大，并不想研究他。当时与爱理生题目未谈妥，就匆匆告辞，觉得不胜汗颜之至。这一次会谈，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红。事过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通知，这位大师在数十个申请人选中，竟然收了我，也许因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吧。上课以后，最初两个月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是洗耳恭听，班中有哈佛名教授、心理病医生、研究生和其他学者，他们滔滔雄辩，爱理生则静坐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犹如老僧打定，等别人辩得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才说几句话，句句发人深省。我从爱理生的谈话中学到了不少思想方法和心理学上的理论，自己的“郁达夫论”却没有作成，倒偶然发现了一件巧事：爱氏当时所研究的甘地，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晚没有照顾病在床榻的父亲，他父亲就在那一晚死去，甘地终生以此事为疚。甘地在心理上所经历的这一个“咒”，似乎与鲁迅早期的一篇长文——《父亲的病》——中所描写的心理很相似，于是我就大胆地提了出来，讨论以后，也蒙爱理生首肯，在他的新著——《甘地的真理》（Gandhi’sTruth）——中，加上了一页有关的分析。
甘地是一个东方人物，爱理生在研究甘地时曾亲到印度考察，想找出一套印度的“人生周期”。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是在论甘地的书中，他对于史料的运用却非常谨慎，他特别指出：一个人在他一生中不同的时期所写的东西，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状态，所以也要以不同的方法来权衡比较；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文化的生命是互相交融的，也应该合并研究。我从他这个看似老生常谈却非常耐人寻味的见解中，得到了一点自我分析的方法，也觉得我个人的“认同危机”和这一代的留学生是分不开的，更与中国文化的演变分不开。个人的心理危机和身体上的疾病不同，并非吃药打针可以立愈，也不可能立求实效，只有继续探讨下去。
爱理生虽注重心理和文化的关系，然而在文化认同这个层次上也并没有提出一针见血的方案。在《童年与社会》一书中，他提到印第安人、德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文化，其中特别引人入胜的两章，是他从一部俄国电影——《高尔基的幼年》——中得出俄国养育儿童的成规，并以之展望文化背景对个性的影响。他又从希特勒的自传中发现整个德国文化的认同危机，希特勒善于利用这个危机，在他的自传内着意渲染他双亲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势力，来煽动德国人民的爱国心和种族性。这都是把心理学上的“真知灼见”（insight）用于历史和艺术材料上的方法，我读后非常佩服。但是，爱理生毕竟是一个西方人，他书中所论的各种文化也多是属于西方的，他在《甘地的真理》中虽然提出不少有关印度文化的看法，但是印度的学者仍然觉得他是在隔靴搔痒。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西化，我也只能在中国的文化里去发掘自我。爱理生给了我不少启示，但是他的学说不能完全适用于我。
我这个心理上的“认同结”，从来没有向爱理生提起过。研究班结束以后，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突如其来地对我说：“我不大了解中国人，不过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