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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矇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第二部分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杆，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杆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