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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相对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科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现在的老百姓和政府都更加重视科学家的建议和意见（精英结构的变化）。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化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和人文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完全依照文学家的小说来施政。
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不停地提醒人们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科学家看不到或看到了而不重视的那些消极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科学家忽视的，它不能用仪器测量，不能用公式或图表计算，也不能用金钱衡量，只能用心去体验、去感受。但是它是重要的。三峡的移民对于故土的眷恋不是新房可以弥补的。
2。注意克服两个偏向
我以为当今中国转型时代，学术文化界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偏向。
一是文学家的那种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重要问题是：缺乏应有的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他们对于现代化有一种整体拒绝的倾向，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认为，文学家固然可以对于社会转型持不同于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切不可丧失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我所谓“界线意识”与“距离意识”，是指文学家不应当幼稚地认为社会应当按照自己的人性理想与高调乌托邦来建构，更要警惕自己的乌托邦被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利用。用来在现实社会中建立所谓“道德理想国”或“人间天堂”。我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喜欢桃花源中“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但是桃花源的美就在于它是幻象，如果桃花源不再是幻象而是现实，或者有人为了建立桃花源而把人类的文明成果统统毁灭（为了人性的“纯洁”），结果恐怕并不美妙。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但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害的，而且从审美上看也是不美的。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人性乌托邦如果想要获得美感，就不应当成为声嘶力竭的道德控诉。即使他留恋过去，对于即将消逝的美好（至少在他心目中是美好的）事物、美好人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也不应当失态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让自己的声音失去应有的从容与委婉。因为暴跳如雷的道德控诉或许表明了一个人的正义感与道德义愤，但是我相信它必然是缺乏美感的。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并不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社会历史理性，所以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虽然他同情贵族；同时，他的同情是有距离的，因此也是美的，他没有把同情化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声嘶力竭的控诉，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破口大骂。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千古名句，但是它的美恰好来自一种挽歌式的情调：美的夕阳的消逝引发的是李商隐无可奈何的喟叹与惋惜，深情而不狂躁，从容而不冷漠，狂躁的激情因为失去了距离因而也将失去美感，冷漠的从容是一种“没良心”的历史理性，它从来与文学无缘。
另外一种偏向是科技中心主义、科技万能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霸权与中心地位、其对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的“压抑”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已经出现的对于人文知识的轻视，对于文化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冷漠，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用拒绝世俗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的意义）。如果今后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乃至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支配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浅薄的技术万能主义，那就更不合理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只有精神的维度或只有物质的维度，只高谈心性或只关注消费，只读经典名著或只唱卡拉O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
第四部分转型时代的科学家与文学家（3）
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的力量以及技术官僚的影响已经变得无孔不入。那么，谁来限制技术官僚？
首先是重申自由民主的原则，科技专家和政治权力集团的勾结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弊端。许多决策是他们作出的，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不乏这两个强势集团成为相互利用的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半计划社会，其民主化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艰巨，尤其是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协调的时期，就应当越发强调民主化进程的优先性与迫切性。应当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很可能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其后果恐怕比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的结合好不了多少。
其次，科技在价值上是中性的。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谴责科学本身，也不应该抽象地谴责人性的恶的一面，重要的是分析科学技术是如何被使用的，是被谁所控制的。一个国家内部贫富不均也好，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也好，都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
第三，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技术专家的局限性，以及批判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价值与意义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专家所能单独解决的。这在科技发展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萨托利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民主新论》，第445页）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以及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的，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惟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民主新论》，450页）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做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做以前意义上的“导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参见奈斯比特：《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