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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相当脆弱，风险极大。民主选举承认私利，承认表达和争取私利是正当的。而政党的上台下台，取决于选票。选票不承认质量高下，只承认数量多寡。道德被潜隐于后，不管什么人，都变成了“一”—
—一张选票。如此一来，选举制度本身，必是对机会主义政客的极大诱惑，因为这也是政客露头的舞台、滋生政客的温床。在选举制度下，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什么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什么是可以放弃的枝节？什么是自己从政的理念？什么是临时策略性的权宜之计，退一步放弃一点只不过是为了实现长远的理想。
凡以一次选举结果为惟一目标的政客，必定拉帮结派、事分内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行动。行动统一了，才有战斗力，才便于操纵舆论，诱骗民意。政客和政治家不同的是，政客是以成败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大众利益、大众意愿、国家之长治久安为理念。政客竞选，不论过程的善恶，只讲手段之结果。
这样看下来，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党”和“党人”与
英国的“辉格”、“托利”，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不同就更清楚了，他们不是西洋政治中的所谓party。“党”和“党人”，听起来就有嗖嗖的金属声，令人想到金戈铁马、翻云覆雨、恩报相传，以至“打天下者坐天下”。而大洋那边的“party”，则红绿彩旗、气球腾空，竞选的喧嚣甚嚣尘上，来时热热闹闹，选完一哄而散。真是各有一番风景！
第二辑血无价，亡羊补牢时未晚
据报纸报道，河北一青年聂树斌十年前被错判为犯下奸杀案，不久前此案真凶被抓获，而聂树斌早已被判处死刑。此案把怎样避免错杀无辜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最近几年，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叫克尔克·布拉特沃思的男子被指控在1984年奸杀了一个九岁女孩。此案经法庭审判，陪审团裁定布拉特沃思犯下一级谋杀罪，他被判死刑。他始终声称自己是冤枉的，可是警察局坚信他们抓到的是真凶。虽无直接证据，但是警察认为间接证据是有力的，两个男孩在案发现场附近目击凶嫌，指认了布拉特沃思。他上诉，上诉法院要求下级法院重审，重审结果却仍维持原判。
他在监狱里给所有可能的人写信申诉，从国会议员到美国总统，但是没有回音。他在牢房里读书，读到英国警方用DNA测定嫌犯，这是一种新技术。这给了他希望，他知道，在被杀女孩的裤子上，有一滴凶手留下的精液，而案发时，FBI检查过这一精液，但当时还没有
DNA技术。
1992年，布拉特沃思的律师要求将被杀女孩的裤子
送往埃德·布雷克（Ed
Blake）处，他被公认是美国DNA测定之父。为此，律师掏腰包支付了一万美元费用，因为布拉特沃思本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好在在案发九年后，所有证据，包括被害者衣裤，都被完好保存。测定结果，受害者裤子上的精液和他没有关系。
根据律师和州检察官预先谈定的条件，这一证据又被送往FBI的实验室，再次检验，再次得出同样结果。州检察官撤回了指控。1993年6月，他走出了关押他九年的监狱。州政府向他赔偿了这九年的收入损失三十万美元。
布拉特沃思是美国第一个从死牢房里用DNA技术讨还清白的人，司法界极为震惊，每人脑子里都掠过同样的念头，就像布拉特沃思的律师说的：“假如我们还没有DNA技术，那会怎么样？”他就永远不可能翻案了。在没有这种技术的年头里，有没有同样的无辜者，被错定罪，被错杀，被错误地终身监禁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法庭判决死刑一直持谨慎态度，上世纪三十年代是高峰期，每年死刑处决达到165人以上。死刑在七十年代初被废除，但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裁决中，重新肯定了死刑的合法性。现在，美国五十个州中三十八个州有死刑。死刑判决后通常要经历冗长的上诉程序，穷尽一切司法上诉程序平均要用十年时间。布拉特沃思案件以后，在死刑牢房里的待决犯就多了一个用DNA重新检测的机会。有些人在关押多年后，经DNA检验推翻了判决。
事实令人震惊：尽管经过了法庭呈证，有陪审团的中立判决；尽管人人都承认，判决死刑事关人命，错杀无辜仍然可能发生。从七十年代到2000年，美国有近一百人是判决死刑后又发现错判了。哥伦比亚法
学院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几千个刑事案件，发现十个案子侦办过程中，有七个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差错。这种差错大多是因为被告没有得到合格水准的律师的专业协助。
1998年，伊利诺伊州的一位死刑犯安东尼·波特尔在死牢房里关押了十六年后，穷尽了一切司法程序，就在被处决前五十小时，由于一些学新闻学的大学生调查此案时发现了新证据，终于为他讨回了清白和自由。伊利诺伊州州长说，本州刑事司法制度显然存在重大弊病，下令停止执行死刑，以免错杀。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00年春天，以民主党参议员里希（PatrickLeahy）和共和党众议员拉霍特（Ray
LaHood）为首的跨党派议员，分别向参众两院提出了《无辜者保护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一，运用
DNA检测技术，让已经被判定罪的在押者，也有重新检测DNA证据的机会；二，要为刑事被告提供合格的专业律师协助；三，为错判错关者提供补偿。2004年10月，无辜者保护法案以《所有人的公义法案》为名，正式生效。这个法案有DNA检测的规范；提供改善资金，训练和提高重大刑事案的辩护质量，特别是提高死刑案的辩护水平；也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协助。该法案还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专门用于已判罪的在押犯重新检测DNA证据。这一计划以布拉特沃思的名字命名，就叫“克尔克·布拉特沃思定罪后DNA
检测计划”。布拉特沃思（Bloodsworth）在英语里可解读为“血的价值”。他用自己走出死牢房的经历证明，血无价，人命无价。只有亡羊补牢，才能对得起以往的冤魂。布拉特沃思说：“这一立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防止把无辜者送进死牢房，有助于抓住真正有罪的
人，有助于防止新的冤案出现。”
我想，河北青年聂树斌被冤杀一案，也应该引起我们检讨司法制度，否则，社会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家人。
第二辑从反歧视走向争取平等（1）
2004年3月份，深圳龙岗的一个派出所，在辖区内悬挂横幅“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五百元”，4月15日，两位河南籍人士在郑州对龙岗警方提起司法诉讼。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普通的歧视诉讼，引出强烈社会反应，是因为在中国很少有歧视诉讼，也因为这是一个多重话题。
一、什么是歧视
中国一向少有歧视诉讼，并不意味着没有歧视，而是民众一向对歧视没有明确定义和概念。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在歧视发生时，甚至不觉得是歧视，反而视作理所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从不质疑政府的歧视性法令。被侵犯者认为，只要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就是金科玉律，公民只有服从的份，没有公民权利的概念。由于公民们缺少法治概念，不知道法律条文不仅可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也可能是侵犯公民权利的途径。遇到歧视性法律，民众缺少“不受歧视”的意识，而是照单全收。无形中，一个法治国家就成为人治
国家。既然人们对歧视性法律无动于衷，听任歧视大规模长期推行，久而久之，对歧视本身，自然也就变得麻木不仁。
那么究竟什么是歧视？公民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歧视就是权利上的区别对待。
回顾历史，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歧视实在太多。国家法令对城乡间的区别对待，是最寻常的。我们国家曾有几十年不容许农民进城谋生。同样是公民，城里人下乡是“光荣之举”，农民进城就是“盲流”，警察有权逮捕他们，遣送回乡。城里人可以得到粮票买粮食，种粮食的农民无权买粮。城市居民拥有城市户口的一切特权，农民没有任何这些权利。
人们对这些歧视熟视无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教育部修改了《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刚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结婚就退学”的规定。在此之前，没有听到一个法律系的教师告诉学生，你们的婚姻权利被侵犯。没有一个法律系的大学生因受到婚姻歧视，提起诉讼，争取自己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些教师和学生，是今天和将来的法律专家，他们在歧视面前如此反应，可以推断出普通民众的歧视意识是如何淡薄。
即使在今天，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例如，高等教育的入学录取分数线，向学习条件强势的大城市倾斜，就是对农村学生、边远地区学生的歧视。又如这个“河南籍事件”，派出所的悬赏破案就是在区别对待。根据标语的逻辑，非河南籍犯罪就不在寻求破获之列。
二、并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歧视
可是，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