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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文中只现一斑。我要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阿玛拉和罗森·托尔（Margatet Amara and Rosanne Torre）在提供书目上的额外的帮助，还要感谢弗朗西斯·杜伊格南（Frances Duignan）在确保所有关键事情得以运作上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和政府事务研究会（Institute for Governmental Affair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学术委员会（Academic Sena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给予的关键性的支持。拉凯尔（Rachael）和索尔·杰克曼（Saul Jackman）明智地保留住对自己的冷静（表现得好象他们已经有了另一选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约罗县防止虐待动物协会（Yolo County SPCA）和英式足球上。不管别人是否会认为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本书显得更加完善，但他们的努力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产下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鸭蛋”，但这只是证明了我作为一个“丑小鸭”的缺陷和无能。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1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1）
我们生活中所见所想的大多数变化都应归因于我们赞成或反对的思想。
罗伯特·福罗斯特；《黑房子》 “The Black Cottage”
直至50年代早期，比较政治研究都局限于非常狭隘的外国政府的研究。比较研究至少在以下两重要方面受到限制。其一，比较研究起初只是框架性的（configurative ）研究，把研究的重点仅放在正式的制度安排（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和政治制度史（political institutions ），满怀希望能藉此说明特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其次，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一小部分国家。典型的现象常是，一篇关于比较政府的论文事实上只是撷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政府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描述。
这两大局限导致了一大批强调个案研究重要性和否定从案例中得出结论这一做法的文献。比较政府研究隐含的意图不是要对政治现象作出比较或总结（下结论），而是要获得一些对西欧一些国家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至少，这样一种认识会有助于孕育出对美国政治现象原貌的更为广泛的理解。但个案研究强调的是全国性的差异（cross…country），而不是其相似性，也不是简单相加而成的类似于知识集合体的任何东西（Eckstein ，1963），实际上，那不是它们的目标。
然而，在最近的三十年里，这些情况大多已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生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即使很难说印度次大陆是第一块获得独立的地区（一般认为是拉丁美洲首先获得独立），但由于下列两个原因印巴分治及其非殖民化因而显得最具影响。首先，大英帝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次，印度被认为是英国殖民体系上最大的一颗明珠。印度的独立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最终解体和其他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提供了动力（Smith；1978；Fieldhouse ，1982； Low，1982）。
非殖民化进程贯穿了整个五十年代，而1960年宣布民主独立的国家的数量是空前绝后的。人们容易忘记，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仅有五十一个会员国。可是从那年起，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猛增至150个。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变化在今天使得人们认为殖民统治不具合法性。民族主义在今天…不管好坏…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Gellner，1983）。联合国宪章也把民族自决权列为最主要的权利。
民族自决权是二十世纪特有的权利，理解这点至关重要，同样，认识到民主观念在帮助赋予民族主义合法性和削弱殖民统治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对殖民统治的最大不满是殖民统治者既不来自也不代表被它统治的人民（Emerson ，1960，243）。因此，削弱宗主国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便是提高建构民主制度的呼声。建构民主制度也就成了用它来赋予自己作为本国居民代表的合法性的殖民地精英的一个力量源泉（Emerson，1960，242…243；Young ，1976，Chap。3；Collier，1982，32…33）。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精英在他们成功之前不信奉民族自治和民主政体的一致性（Shils ，1964，103）。
非殖民化明显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明确主权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独立的民族自治政府（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殖民地和平地获得独立），帝国权力在1945年后仍给人一个在殖民地平静的存续的印象。欧洲人认为，如果必须离开，那么，用（麦肯齐）Mackenzie的话说，就是“必须体面地离开，体面则根据欧洲人的标准被定义为在殖民地必须建立良好的政府和民主制度”（1960，465）。
对于新兴国家来讲，主权该转让给谁并不总是明确的，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在民族运动和民族组织中已经得到明确，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并非如此。即使在民族主义组织中已经界定，但政治参与者对何种权力转让给谁的问题并不总有自信。哪个民族运动最具代表性？谁的民族运动？民族边界应该划定在哪？印巴分治是最经典的例子，正如随后一一发生的事件表明的，甚至分立也并非永恒。
如果非殖民化给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带来了问题，那它也给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点。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初关注主要欧洲国家（老牌国家）的特点使得它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反应措手不及。然而，比较政治学家要赶上形势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在五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几乎为零，但到六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丰富了。确实，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达到顶峰，六十年代也代表了几大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为著名的是，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Ａreas）的出版。这本论文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数年后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mittee on 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的政治发展系列研究的基础。 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能力的问题和政治进程怎样与外在更广的社会经济环境隔离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
他们用输入、输出功能范畴来标示各政治体系的共同特性。他们把输入功能分为四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在输出或能力方面，他们强调政治决策、政策实施、政治裁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并不认为在实现其功能时各政治体系同等有效，但他们认为成功的实现各项功能是政治发展的关键。
同年，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mour Martin Lipsets）出版了《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作为其对政治社会化领域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维系稳定的民主制的因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是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欧洲民主政体的崩溃，他还是从拉美经验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步进行是稳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利普塞特进一步提到经济发展的时机和民主进程的步调 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1960年拉普特·爱默森（Rupert Emerson）出版了《从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亚洲、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和主权从殖民帝国转到地方精英手中的专著。他追述了西方向外扩张并最终因它而削弱殖民扩张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横贯全世界的扩散史。他还谈到了非殖民化进程对前殖民地随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迅猛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论文的发表，他在此文中分析了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社会变迁与度量社会变迁的各项系统性的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克利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发表了同等重要的论文《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始情感和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据称为是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国家情结及与之相抗衡的宗教、种族、语言、地区情结的整合。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2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Sameul Ｈuntington）在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回答说：政治发展就是高效的、能确保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简单的说就是政治制度化（1968，VII）。早期的一些文献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这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 的体现。更公正的说，正如我早已表明的，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民主思想。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等同，亨廷顿努力寻求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制度化的水平”（1968，1）。 因而亨廷顿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的创造性分析源自他对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