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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
知人才能善任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旨在说明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节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想研究帝王学，就不可不细细揣摩下面的内容：
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了解人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很耗费心智的活动。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聪明，但他们其实并不聪明；而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们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们的品性其实称不上“勇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他们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也往往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
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这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没有大智慧的人，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人与事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帝王学”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的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证。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这个陶朱公后来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丰厚的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他同时还声称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感到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孩子欺骗了，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