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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识人员应先确认案发现场及可能枪击的地点，把
握第一时间，依刑案勘查要领，仔细搜集各项物证。
只要落实好上述的措施，案子其实不难侦破。但是，这些基本的现场处理步骤都因故没有做，直到把陈、吕送到医院后，才发现事态严重。结果，案发当时的所有迹证，都只能从片段的现场照片慢慢推敲、搜集。从头再做一次现场重建，不但工程浩大，而且相当困难，成效也有限。我常开玩笑，婚能够结好几次，但现场侦查只有一次。很不幸的，不论有心或无意，“3·19”枪击案的现场处理确实不足。
临危受命，重建现场
“3·19”枪击案发生时，我人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协助加州州检察官调查一件重大刑案。加州的工作结束后，随即转赴新西兰，在另一次国际鉴识学术会议担任主讲人，行程排得很紧凑。在新西兰的行程结束后，还要到澳大利亚一个我从没去过的特斯尼米亚岛，对市民发表演讲，这项邀约早在两年多前便排定，机票也早就寄来。算一算，得在１个月之后才能勉强挤出空档返台协助调查。在新西兰时，我回到下榻的旅馆，一打开计算机，发现我的电子信箱被塞爆了！计算机还死机，弄得我浑身大汗，请了警方信息室主任来帮忙，也搞不定。最后，信息室主任找了他13岁的儿子来看，他拿掉电池，计算机重开，一切搞定。计算机才刚弄好，紧接着是一堆的电话，接都接不完。
媒体朋友非常关心这件事，台湾TVBS电视台还特别带来群众活动的现场录像带给我看。从录像上，我看到车队行进的状况，人这么多，警卫也站在两旁值勤，看不出能有让人放冷枪的机会。但是，经过金华路之后的录像，显示吉普车上已有弹孔，并不像谣传所言“弹孔是到医院后加上的”，等等。但只凭录像带，还不能推论什么结果。
从3月20日到3月27日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可说是台湾人心最浮动的时候，蓝、绿双方为了大选结果争议不休。尽管下着大雨，在“总统府”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支持蓝军的群众聚集不散，情绪激昂，有人要冲“总统府”，有人要冲“中选会”，有人要绝食，电话的这一头，还听得到激动群众的呼喊，坚持要讨回公道。他们说，选举前蓝军民调支持率度领先8个百分点，开票结果却输了2万多票，一定是“3·19”枪击案搞出来的同情票，甚至怀疑“3·19”枪击案是不是有问题。又说很多照片资料显示不对劲：血液的颜色不对；汗衫没有破洞；裤子没有血；阿扁腹部的伤口不像枪伤，像是美工刀或激光刀切割的伤。这些疑问都成为大选后的重大争议。身为鉴识专家，我自然知道，光看照片是不能肯定这些疑问是否成立的，比方说，衣服上血迹的颜色可能因拍照时间或相机的曝光及像差的不同而异。有些激动的群众哭喊着要我回来主持公道，朋友们也一再向我游说。坦白说，作为中国人，我的心情是说不出来的难过和沉重。
由于国、亲两党及民进党当局都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我能亲自回来一趟，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邮、信件、电话非常多，我已经招架不住，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这个“烫手山芋”不接是不行了。尤其是卢仁发和侯友宜也一直和我联络，希望我能回来帮忙。算一算，4月上旬有一趟行程，是要到夏威夷对“全球亚裔帮派警察首长会议”讲学，或许那段行程勉强可以挪得出一两天的时间吧，于是硬着头皮就先答应了。
在我返台前，我推荐的法医专家魏契、弹道专家哈格及现场鉴识专家庞巴，均已先于3月底抵台协助调查本案，当时是由国亲联盟的代表雷倩陪同下，前往台湾刑事警察局，由鉴识科科长程晓桂接待。三位专家先就刑事警察局所提供的弹头、弹壳、衣物、伤口清理后的皮肤组织等证物，进行各种鉴定并评估可能的状况。同时，也赴台南枪击案发生现场，进行初步的勘验，并在陈水扁就医的奇美医院，访谈医护人员、拍照以及检验相关的医疗记录。
这三位专家依据鉴识专业来勘验本案，在离开台湾前初步作了判定，结论如下：
一、陈水扁肚皮上的伤口确实是枪伤；
二、这样的枪伤，不可能是自己打的；
三、必须做进一步的弹道实验及重建。
这些只是初步结论。那时我人虽在新西兰及澳洲讲学，但也没闲过，因为这三位美国专家都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系，随时汇报他们对“3·19”枪击案调查的进展。在他们离台前夕，魏契法医还在半夜打电话到新西兰，向我说明他们此行勘查现场、检验证物的初步结果。他认为陈水扁及吕秀莲的伤口均为枪伤。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确定结果，是不是三人共同的意见，我还问其他两人对此案的见解，他们三人均在电话上说明这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意见。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问题。即使他们三人都一致认定为枪伤，我还是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因为我还没到过现场，尚未亲自了解案情，所以无法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增加人民的信心及顾虑台湾的前途，我当下便作了一个决定，回台湾协助勘查现场、检查物证，并重建枪击现场。明知是个火坑，我也要往下跳！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1）
由于行程紧凑，算一算，我能抽出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非常短，必须妥善规划，分秒必争。因为侦办任何案件，都需按照下列6个基本步骤：
一、现场证物保全；
二、搜集物证；
三、重建现场；
四、从人证、物证找嫌犯；
五、对嫌犯进行动机分析；
六、缉捕嫌犯到案。
这6个步骤中，第一步是在“3·19”枪击案当天就应该做的，我4月9日才到台湾，已经不可能做到第一步。同样的，搜集物证也是第一天就要做的，我隔了这么久，也很难再搜集到其余新的物证，只能就已经搜集到的物证重新检验。然后，重建现场。
其实，当我决定返台协助侦办时，我就与程晓桂及侯友宜联络，告诉他们所有的物证应立刻保持原状，不要再做任何的化学或仪器等破坏性的分析，并立即将所有的照片、档案等重要相关资料快递邮寄给我。在回台之前，我还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例如我需要带哪方面专家担任我的助手、需要准备哪些检测仪器且须先做好校正、测试工作。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刑事科学的鉴定工作上，“3·19”枪击案与别的一般刑案鉴定项目，并无区别，其中需要检验的重点，共有下列15种：
一、伤口是否为枪伤？
二、若是枪伤，是何种枪械造成的？
三、能否从弹头、弹壳来找到凶枪？
四、能否从弹头、弹壳及凶枪的设计，进而追到造枪者？
五、能否从工具痕迹找到线索？
六、能否从微物迹证中找到线索？
七、能否从弹孔位置来推测出弹道？
八、是否有制式火药残迹（GSR），如果有，能否用来推
测出开枪距离？
九、能否在吉普车上找到相关物证？
十、能否在挡风玻璃的弹孔上，找到相关线索？
十一、能否从台南的案发现场实地重建，找出线索？
十二、能否从枪击现场的重建步骤，推测出弹道方向？
十三、能否从枪击现场的弹道方向重建，推测出枪手的
射击位置？
十四、能否通过枪击现场重建，来描绘嫌犯的特征？
十五、能否从枪击现场录像带中，来找出嫌犯？
但是，单凭我一己之力，想要在短短两天内找出所有的答案，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Impossible），所以一定要成立一个集合各方面鉴识专长的“专家小组”，来进行复验鉴定的工作。将所有应该理清的问题及工作分析后，我决定要邀请专家：
一、伤口检验问题：
石台平法医前刑事警察局法医室主任。
陆受安医师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名医师。
二、物证检验问题：
李昌钰博士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
学首席教授。
查理·欧斯利前国际鉴定协会会长、指纹鉴定专家。
三、刑案现场重建问题：
凯文·奥斯托纳美国犹他州法医中心激光专家。
李昌钰博士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
学首席教授。
四、国际法事务问题：
奥斯汀·莫归根律师前康州检察总长、名律师。
五、鉴识人员安全问题：
柯约瑟泰柯公司总裁。
六、台湾鉴识专家，处理特殊问题：
吴木荣医师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医学科。
林茂雄教授台湾“中央警察大学”鉴识系主任。
孟宪辉教授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科学实验室主任。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2）
对于这个“专家小组”的组成，要特别感谢义务负责协调及联系工作的两位幕后女功臣——瓦拉瑞·萧苛（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的女秘书）及内人宋妙娟女士，她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功不可没。我们一行7人，决定在台北会师。
至于检验仪器准备方面，因为大型仪器绝对无法运回台湾，于是我决定：
一、在DNA方面由刑事警察局法医室黄女恩博士（也是
我的学生之一）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