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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收入多种文集，这里引用的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回首“文革”》一书刊载的文本。
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新世界的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
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五七指示》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文革”期间，“把各行各业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为时髦。《五七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它为我们描绘了毛泽东头脑中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军人要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农民、学生都是这样。《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正像当时报刊解释《五七指示》培养目标时所说的一句顺口溜：“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向深层次发展。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革”期间，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学农的结果，是专业荒废，拉大了我国同世界的距离。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干了大量违反科学的蠢事。像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无穷。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从农村推向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消灭商业犹豫不决。他一会儿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商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他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自《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他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道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五七指示》解读（2）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在“大学校”里，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就达到了每个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的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这个前提，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其次，毛泽东把革命战争时期军队供给制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是走入了误区。再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非常沉痛。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
王禄林认为，自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对他的构想作出系统的表述，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当然，在这种“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下，私营经济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1）
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
先说“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
这两个口号在“文革”中可谓铺天盖地。直至2002年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旅游文章《发现东江边“桃花源”》还说：“沿着河源市（位于粤东北山区）东源县境内的东江行走，转过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发现了一座古屋。古屋墙上，‘斗私批修’的口号仍然随处可见。”既称“桃花源”，自然人迹罕至，而
“斗私批修”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覆盖如此充分，可见影响之广之深。
“兴无灭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
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
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不过，到现在为止，口号的首创者还三箴其口，不肯承认发明权。进入60年代前期，随着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兴无灭资”出现的频率高起来，逐渐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到“文化大革命”中，“兴无灭资”更是达到极致。
1966年夏秋之际，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制造“红色恐怖”，就是以 “兴无灭资”的口号作开路先锋。所以，人们一听到“兴无灭资”，就不免心有余悸。
“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斗私批修”
“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内容，概括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批判资产阶级的基本内容，它是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根本方针。”再过6天，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兴无灭资”
反而渐渐不大提了。此际，青海省一位名叫门合的解放军干部发明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斗私批修”的典范。自1967年开始到“文革”
结束，全国各行各业不停地轮番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私批修”。干部群众人人上阵，“灵魂深处拼刺刀”，“狠斗私字一闪念”。
“斗私批修”是极“左”口号。学者王元化在《谈卢梭〈社会契约论〉》一文中指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口号，意思是要求每个人完全排除私意。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者刘志琴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