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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揭露说：铁托集团打着推行“工人自治”的旗号，采取种种措施，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普通人、消费者。”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文章说，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一句话：“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文章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根据这些话，文章最后问道：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文章除了以上三个部分之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等若干部分，这里不再罗列。当时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是基础，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首先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三评”要把经济方面的变化放在文章最前面三个部分的原因。
文章的结论是：南斯拉夫背叛马列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蜕化变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纠正了这种“左”倾理念。这是中国的巨大进步。但是，我们在40多年之后阅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为当时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感到不寒而栗。
所幸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抛弃了这种极“左”的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1）
“夺印”——“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
1964年到1965年，一出名叫《夺印》的评剧唱红了大江南北。
当时电视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人们通过“电匣子”（收音机）收听这出评剧。不少人今天回忆起40年前的火爆场面还记忆犹新：“听完这个台再转到那个台，还是《夺印》。”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激荡人心的唱段，不知让多少人痴迷其中。主要演员马泰因此一炮打响，红遍全国。该剧最著名的两个唱段“水乡三月”和
“黑鱼嘴”，在大街小巷此落彼起，男女老少张嘴就来。
时过40年，中国评剧院准备将这出戏复排重演时，演员还很紧张。“三位主演表示，重排这出戏难度非常大，因为观众对唱腔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演员，演员在台上不能有半点差错。”《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月15日这样报道。
当时，评剧《夺印》走红之后，全国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把这出戏改编成地方戏，满足当地观众需求。最后，还把这出戏改拍为电影在全国上映，组织各单位的干部群众集体收看，座谈体会。
1964年，正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紧张时刻。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决裂，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反帝反修”的弓弦越绷越紧；在国内，“四清”运动如火如荼，毛泽东多次猛烈指责文化艺术界。继1963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文联各协会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之后，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又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从这一年起，先后展开了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兵临城下》以及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等的批判；展开了对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批判。下半年，江青开始酝酿撰写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天边出现。
在文化艺术界紧张万分、人人自危的形势下，一出戏剧如此走红，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夺印》写的是什么呢？
故事说，江南有个名叫小陈庄的地方，反革命分子陈景宜冒充贫农，勾结大队会计，腐蚀生产队长，偷窃粮食，欺压群众。新来的支书何文进扎根串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争取了被陈景宜逼迫偷运稻种的贫农陈有才，教育了生产队的干部，最后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坏人，夺过“印把子”，使小陈庄面貌焕然一新。
这正是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的“四清”运动的主题。
“四清”运动一开始，与农村“三自一包”即私有经济有关，从经济上着眼比较多。
原来，自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提出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各地忙于休养生息，对此并不十分积极。1962
年冬至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11省，只有湖南、河北两省向他汇报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把湖南、河北两省情况批示给与会者，督促讨论。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他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
这次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得紧而又紧。5月上旬，他在杭州会议上讲话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
上。我们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一步一步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会议期间，5
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的7个材料作出批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杭州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
“前十条”）。这个决定如此估计农村的形势：“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文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文件规定，“四清”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
这是“前十条”对“四清”的界定，显然比较注重经济问题。后来“四清”的内容随着形势发展有了很大变化。
清理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洗手洗澡”说起来轻松，运动一起，就并不像想像的那般有序了。5
月到6月，彭真到8个省看了看，发现各地捆人、打人、吊人的现象十分严重，逃跑、自杀也时常发生。湖北省在第一批试点铺开之后就死了2000人。7月，彭真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表示了忧虑。
这些新问题怎样解决呢？“前十条”发出半年之后，1963年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随即批准发出，是为“后十条”。
“后十条”虽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但是对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做出了许多政策规定。比如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做好退赔工作的同时，对该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面要严格控制等等。这是与“前十条”不同之处。
“东风压倒西风”“四清”运动的鲜红标志（2）
然而，随着中苏两党论战越来越激烈，国内加大力度进行“反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