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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1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在乡下蔓延。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说，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发现有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视为“四病”。
在生存重压之下，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走投无路，被迫行使“免除饥饿的自由”。1959年7月到9月，包产到户再度静悄悄地蔓延开来。
何谓“再度”？原来，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浙江省永嘉县农民就实行过一阵包产到户。这个县24岁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发现农民对合作化抵制得很厉害，普遍窝工怠工。于是，他在县委支持下，采用包产到户方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极佳，结果包产到户之火烧过县界燃向整个温州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首次试行包产到户。不幸的是，这次试验被诬为“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半途夭折。李云河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1959年夏季，迫于求生，又有人再度出头。新的带头人是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叫耿起昌。1958年的乱折腾把耿书记烦透了。他认为，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太死，剥夺了农民自由，农民没有积极性。他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这一切都不对。因此，他在1959年5月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他要求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还说：“长期固定下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新乡地区60％的生产队重新丈量土地，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回到了一家一户。
洛阳也壮起了胆子。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推行了“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3年不变”的办法。全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包产到户，
100多个公共食堂散伙。
1956年—1957年的包产到户，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而1959年的包产到户明显是抵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59年包产到户的人们借用了时代口号，以求减少迫害。比如河南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实施者说：
“包产包工到户，符合多快好省原则。”“多快好省”是1958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口号。总路线全文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不止河南，江苏一些地方也把农活全部包产到户，叫“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社员干脆说：“土地分到户，耕牛回老家。”
在湖南，农民们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农民们埋怨说：“共产党为什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是了，生产生活随我搞。”
甘肃武都县隆兴公社红石生产队搞包产到户，把土地、车马、农具按劳动力固定到户，有的队取消了集体劳动。
为什么河南等一些地方领导人胆量这么大呢？
也有原因——中央在1958年底到1959年夏季的若干次会议上退让了，把人民公社所有制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实质是退到原来的初级农业社为基础。这样，人民公社保持了一个架子，可伸可缩。中央还决定可以实行“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即更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的一部分，上缴一定比例给生产队，其余作为奖励归小队支配。
一些官员正是看到了这个风向，才敢于试验。不过，他们比中央退得更彻底，干脆退到了家庭。反正大家都是退，多退一步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些官员万万没想到的是，庐山会议突然从纠“左”转到反右，风向大变。
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寻找典型，雷霆万 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包产到户这一帮人当然就被网住。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中共江苏省委就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是从集体退到单干，“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文件时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的报告时指出：包产到户“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实际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时说，今年5、6、7月间，农村出现的“右倾的邪气、歪风”，“实际上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
于是，到1959年末，各地包产到户均被强行取消，中国农村第二次包产到户的试验夭折。
但是，1961年春，包产到户第三度卷土重来，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求生本能再次冲破了重重警戒线。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
“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把扭转困难局面的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应该说，包产到户能够第三度崛起，与这几位领导人主持大局密切相关。
这一次起点是安徽。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都跑了回来，唯一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经过深入调研，觉得只有搞承包责任田才能渡过难关。他亲自起草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的文件，在1961年3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求同意包产到户，解决饥饿问题。毛泽东勉强点头：“可以在小范围试验。”
到1962年春夏之交，安徽每10户农民中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的一些地方，10户有7户。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10户有4户。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大略如是。就全国而论，包产到户者已占农民总数的20％，即大约1亿人。
1962年堪称是包产到户年。
“东风压倒西风”包产到户三度悲情（2）
这一探索，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此事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关。毛泽东历来喜欢田家英，这是中央领导人都知道的。
1962年春，毛泽东派田家英去湖南乡下调查。田家英起初对包产到户是有看法的，但是，一向尊重实际的田家英，下来看到农村的破败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急迫呼吁，就站到了包产到户一边。调查结束之后，他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向陈云汇报，陈云称赞田家英“观点鲜明”。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李富春在6月也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说安徽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没有浮肿和逃荒要饭的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比过去高了。一贯体谅农民的邓子恢自然不落人后，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
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猫论”。
7月7日，他在共青团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接着，邓小平引用了老搭档刘伯承的一句话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①
这些话显然支持包产到户。“文革”结束之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起来包产到户，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看来渊源很深。
大约7月10日，毛泽东从邯郸回京，应陈云之约，与陈云夜谈。陈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并存，现在应当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面没有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生气地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到7月中旬之后，刘少奇也开始批评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这是他了解到毛泽东愤怒之后的被迫转圜。事实上，刘少奇在半年前七千人大会上就讲话说彭德怀指出的一些事实符合实际，建议解放彭德怀，从而引起毛泽东不满。刘少奇明白，必须加倍小心。后来在“文革”中，刘少奇被置于死地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他支持“三自一包”。
毛泽东冷冷观察一段时间，实在忍不住了。
8月5日到8月下旬，在北戴河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激烈地声讨包产到户。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毛泽东问道，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