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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察天津前后，刘少奇甚至估计，要再过几十年，中国工业过剩的时候才会搞社会主义。他说：“现在私人资本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新作用已经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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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种估计，刘少奇说：“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②
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刘少奇大胆抨击了企图在农村发展合作社的意见，他认为农业合作社恐怕也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他说：“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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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与刘少奇相呼应的，还有张闻天、薄一波等人。上海人张闻天出生于1900
年，比刘少奇小两岁，但资格却比刘少奇老得多。1931年，张闻天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成为党的第一把手，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排挤，40年代末屈居东北合江省委书记、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然而此公生性豁达，不太以此为意，一门心思钻到地方发展的课题当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也作了可贵的探索。
1946年11月，张闻天为他领导下的合江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题为《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其中说：“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公营资本……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排斥与吞并私人资本，与民争利，而是在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补助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使之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②
1948年9月，张闻天为东北局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向的提纲》。报告中阐述了以下五个问题：“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对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出这样的分析，是到那时为止最充分、最准确的一个。
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有利的方向。
综上所述，建国之初，在党内外人士共同努力之下，新民主主义社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然而到了1953年，情况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新民主主义社会“夭折”（2）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批评刘少奇“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这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在会上把刘少奇的主张称为右倾。
毛泽东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
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①
8月，毛泽东更批评刘少奇等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另搞一套”。这就不仅提出思想观点问题，而且提出组织原则问题了。
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讲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的话，他倒是讲过“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当然，在当时的背景和气氛下，这句话的意思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意思差不多，刘少奇就跑不掉了。
当时担任中宣部理论教育处处长的于光远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之后说： “传达时，并没有指出这句话的出处，但是大家又都知道是批评谁，都说这句话是刘少奇讲的。”
毛泽东一言既出，刘少奇毫无反驳辩护之力。从此，刘少奇收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句话，永远不再提起。这还不行，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老账又翻出来，成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证据。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在1953年6月到8月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于光远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样一个新事物的出台，就是作为党内斗争的产物出现的，没有充分的讨论。这种出台方式也使得人们难以发表不同意见。”①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当时的新闻报道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私营老板所要做的事只剩了一件，那就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放弃私人产权，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这样一来，就是向列宁定义的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的“过渡时期”靠拢，而丢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因此，从实质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刚刚诞生三年，就夭折在襁褓之中。
从后期结果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结束得太早，不利于中国生产力发展。
于光远指出：“有一种议论说，这三年新中国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对不对，要做分析。如果说因为有这三年的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就算完满的实现，以后发展到过渡时期就具有合理性，那么我是不同意的。三年就经历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②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时间表，急于向公有制转变呢？
一种议论认为，是“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激起了道德义愤，使“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样一种基于道德的判断占据上风，从而使毛泽东提前下了决心。
2005年春节，笔者拜访92岁的党内元老杜润生。难得的是，杜老的头脑非常清晰，思路也很活跃，每天上午还到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他的办公室处理公务。
我向杜老请教这个问题，杜老对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上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有看法，认为毛泽东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从而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促使毛泽东尽快“转型”，以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忠诚。同时，苏联自1924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给毛泽东树立了“样板”。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迫不及待采取措施处理私有制问题的外部因素，过去对这方面的情况研究不多。
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和惯例，斯大林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指导和约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北京大学学者杨奎松，在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曾谈到，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既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杨奎松在书中介绍了毛泽东这样一段回忆：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斯大林由于对毛泽东不满，曾搞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议，说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是半个铁托等等。
杨奎松在书中还介绍了毛泽东从苏联回国之后的兴奋。毛泽东说，他此行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增强了建设强大国家的信心，从社会主义的苏联看到了中国的建设方向。毛泽东说，苏联革命前也很少有工厂，连飞机也不能修理。革命后若干年才会造一些汽车、造飞机。苏联人对毛泽东说，中国也将很快会造汽车和飞机，因为中国可以用苏联的技术。毛泽东表示，只要拜苏联为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发展。
彻底公有制的苏联活生生摆在毛泽东面前，对毛泽东的决策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呢？联系到毛泽东在建国之后鲜明地表示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比如，毛泽东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 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