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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任总统是黎元洪，第五任代总统是冯国璋，第六任总统是徐世昌，第七任总统是黎元洪，第八任总统是曹锟，然后相当于总统的临时执政有段祺瑞，相当于总统的大元帅是张作霖。请问，这前后十任的人哪儿去了？都不见了。照陈水扁的说法，照蒋介石的说法，说我们总统是中华民国行宪以后的。可是，我们整个查查看，从来你没有说行宪以后哪，难道你现在所谓中华民国今天是九十二年，是行宪以后的九十二年吗？不是啊，你中华民国是从1912年从头算起来的，难道说袁世凯不算吗？当然是总统啊。袁世凯不算，孙中山就不要算，最开始的临时大总统就不能算；孙中山算，袁世凯就算。因为袁世凯那个临时大总统是你们说你们的总理孙中山让给袁世凯的，怎么能不算？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和错话，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历史愈长国祚愈短。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寿命越来越短——如果是国家的话。可是，历史呢就越拉越长。真是个不要脸！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情况点清楚。
台湾报上和民间的舆论里面，有人说“中华民国”有三个有问题的大总统：一个就是第一任的袁世凯，他要做皇帝啊；然后就是曹锟，因为他贿选啊；第三个就是陈水扁。我的意思啊，有这种舆论固然是发泄了一些愤恨，可是，我认为他们太对不起袁世凯和曹锟了，因为：袁世凯和曹锟地下有知啊，都觉得把他们跟陈水扁摆在一起啊，他们觉得不服气。
今天，我们大家谈谈曹锟当年贿选的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收买国会议员选他做总统，可当时有人看不惯，就是我们东北的所谓军阀张作霖。张作霖他就说：怎么可以这样的胡闹？你怎么可以收买国会议员选你做总统？好，你收买我也收买。他跟国会议员说：他贿选，我呢反贿选。什么叫反贿选？就是他给你一万块大头（银元），我也给你一万块银元。我这一万块钱可有意义了，因为请你做一件好事，请你做一件正确的事，请你做一件正义的事情，请你做一个该做事情，可是做了这些事以后，你并没有少拿一万块钱。他那钱你不要要，可是要我这一万块钱。我这一万块钱是帮着维持你的形象、你的道德、你的原则，和你国会议员应该有的风骨，我帮你维持。所以，他给你钱，我也给你钱，我给你钱的意思是反贿选。这很有趣。
大家会奇怪，国会议员不该选这个总统，不该选曹锟，是他天职，可是，他尽了这个天职以后，附和了这个正义以后，他没有收入，他失掉了一万块钱的收入。为了他的道德牺牲了他的收入，好吗？不尽人情。所以，东北的这位大帅张作霖呢，他就是说做好事不应该有损失，合乎道德的标准不应该也有金钱的损失，这个钱哪我补给你，反贿选。
请大家注意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这个张作霖多么了解人的心理。就是告诉大家，我不是主张要你不选他，我提出办法来使你怎么绝对地不选他，因为你心里很服气，一万块钱拿到了，虽然没有选他。
这个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就发生了所谓慰安妇的事件。慰安妇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从台湾、菲律宾、朝鲜、中国大陆用绑票的方法、欺骗的方法、诱拐的方法，把很多女人送到他们的军队里面，做军中的性奴隶。每个部队里面有个妓院，妓院用这些女孩子，强迫她们做妓女，为日本鬼子提供性服务。这件事情一直扯不清，扯不清的原因呢，就是日本说我们进入联合国了，也跟美国、中国订了条约了，表示这问题解决了。可是，联合国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把它扯清楚比较好一些，你才可以进安全理事会。日本人就想个花样，由民间团体搞了笔钱。当年的慰安妇，几十年折磨下来都变成老太太了，有的死掉了，台湾就剩下来五十几个人。日本人就跟她们商量，说：我们给你们每个人五十万台币，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内容就是说当年你们到日本军队做性服务的时候，不是我们强迫你的，是你自愿的。至少不是我们日本政府强迫你的，是民间的什么机构骗你们都可以，跟我们日本政府没有关系。
第四部分
用贿选反贿选（2）
这五十万块钱撒到台湾来的时候，这些老太太们好可怜。慰安妇当年被蹂躏，现在或是一身是病，或者没有家庭，或者有了家庭也破碎，现在流落在台湾各地。这些老太太们，有的从来一辈子没有来过台北。当时，台湾负责妇女救助这种机构的，就是伟大的王清峰律师，他就跟这些老阿妈们讲：“这个钱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立场，都不能要。”日本人太欺负人了，当年逼迫着你们接客，然后今天花五十万来收买你们的尊严，绝对不能要。这老太太们也说：“我们不要，不要。”可是，这五十万现金呢，当然还是够吸引，因为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不但没有五十万，连五万块钱都没有，甚至连五千块钱都没有。我就跟王清峰律师说：“你这个办法，用道德的标准，用个人尊严、国家立场的标准，来要求这些凄惨的老人家，是不尽人情的。”王清峰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我们要搞到这些钱给她们，我给你五十万，你就不要日本鬼子的五十万，就好了嘛，这才尽人情，这种方式才能解决问题。”王清峰律师说：“好，我们去募捐。”我说：“又不尽人情。”他说：“为什么不尽人情？”我说：“募捐是说，你做好事让我捐钱。为什么我捐钱让你去做好事呢？这个不尽人情。”王清峰律师说：“怎么办？”我说：“照我李敖的办法，我拿出一百件我所收藏的艺术品或者纪念品，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类的艺术品，我们义卖。义卖了以后，搞得这些钱来给她们，她们自然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
果然，我拿出一百件艺术品，大家搞义卖，由王清峰、李庆华、马英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卖了三千三百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卖了一百万美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以后，王清峰律师跟慰安妇这些老太太们谈的时候，我还附加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拿了李敖这些人的五十万以后，日本人还愿意给你这个钱，可不可以收？我说不可以，如果你要拿日本人的那五十万的时候，我给你的五十万你就要退还给我。就定了这么一个口头的协议，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当你耍赖的时候啊，我这个钱（五十万）要还给我，你拿日本人的五十万，那你划不来啊，所以，就防止她黄鱼两吃，领两个五十万。
请大家注意我的方法。就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不是用那抽象的方法。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尊严不要这个钱，这个不尽人情。也不是说我们募捐搞来钱给你们，这个也不尽人情。我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吃亏，你还是拿到了五十万。我这个主意的基础就是张作霖当时抵制曹锟贿选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有主张，可是我们提出办法来，这个办法是可行，是合乎人情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大家看到，我把钱垫出来给慰安妇代表。看到这支票看到没有？彭苏寅娇女士的，我给她五十万，看到没有？我开的支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就是1997年8月23号。黄阿厚女士的五十万元，也是我李敖开的支票，都可以看到。同时，我给她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他们作孽，你们倒霉，你们我们，众目睽睽，聊表心意，没人自肥，打败日本，尊严永垂。”这是我写的字，送给她们的。
我举以上例子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是有主张没办法是不对的。很多人都陷入这个苦恼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主张没办法。“我们要自由”，有办法才有自由，没有；“我们要民主”，有办法才能民主，没有办法；“我们要平等”，有办法才能平等，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办法比有主张还重要。如果你只有主张没办法，那就陷入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何“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是高难度的一个事情，这个技术问题怎么样做得到呢？
当1932年美国的首都被群众包围的时候，群众要你政府提供什么条件，群众就没有考虑到办法。中央政府跟你谈，谈不拢。为什么呢？群众没有底价，它是浮动的，你答应这个了，忽然它价码又高起来了。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描写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吗？有一种情况叫做“浮动汇率”，就是汇率是浮动的，这个是“民意浮动”。当民众聚集在首都的广场的时候，你政府谈判是谈不拢的，他在变。怎么办呀？美国人在1932年开枪啊，政府没办法，开枪打群众啊。所以，有主张没办法，这种群众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古人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外国人是笨的，我们真正做聪明的人，要有主张有办法。
刚才我举例，张作霖用这个办法来打倒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贿选，日本人要用花钱来收买全世界的慰安妇，我李敖用这个办法来使他失败了——至少在中国台湾的这个地区他失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拿到五十万，我们问题解决了。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定要有办法，才能够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只是唱高调。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不要空谈口号，不要空谈我的愿望，要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提出办法来，有主张没办法是错误的，要有主张也有办法。不但有办法，这个办法还是个具体可行的办法，合乎人情的办法，这才是真的办法。否则，那个勉勉强强的办法，强人所难的办法，都不是好办法。我今天用这个故事给大家举例，告诉大家，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