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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近代，在思想领域，是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着世界潮流。由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总特点是，“人的个性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看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
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②这也就是“向大自然开战”、“征服大自然”的思想理论根源，也是全世界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原先的植被是比较好的。后来，人们掠夺式的生产给自然植被造成破坏，使那里的土地逐步荒漠化，降雨量越来越小。1968年到1974年连续大旱，有两千五百万人受灾，二百多万人因此而丧生！我们中国自然也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保险箱中，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战天斗地运动，同样给我们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来的草地被开垦变为农田，农田又变为荒漠；“围湖造田”使原来可以蓄积大量洪水的湖泊变为农田和村庄，由此而抗洪能力减弱，一遇洪水就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祸患；森林、湿地覆盖面积在逐步缩小，因而引起了气候、空气都向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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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姆斯：《道德战争》，载《回忆与研究》纽约，1911年第267~296页；《活下去值得吗？》载《信仰的意志》纽约，1897年第43～44页。
② 〔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第37页。
依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来看待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则就是另一番景象：它认为，人类是天地相感而化生，同自然万物一样，必须遵从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而不能违逆。逆自然规律行事就会招致灾祸。这也就是黄帝所说的“顺道”观点：“物各有其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①又说，“顺
正者，用也。”② 依《管子》等书记述，黄帝之时，就曾封禁森林、矿产资源，以作有计划的开采利用，以便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有利于保持相对持久的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行治国的例子。之所以如此者，是因为黄帝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发挥着作用。
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趣。
尽管春秋以来的诸子之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性思想理论体系已经不知，而只是一种既不成其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在论述之中并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中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亦都是依据这种不成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资料。即使如此，他们就已经对此种哲学赞不绝口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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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② 《黄帝经·经法·四度》。
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
比利时的达米留引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该大学博物馆东方艺术部负责人乔治·豪利（Georges Rowley）的话说：“作为宇宙原则的道的概念是‘中国绘画的基石’，它允许中国画家们关注一种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力量观念，而非强调西方那种精神与物质、创造与被创造者、活跃与僵死、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论。”接着又评论道，“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于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同， 他们都共同寻求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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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①
由于西方哲学与道德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道德” 是
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学者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占统治地位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在分析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萨特的自我自由以及梅洛·庞蒂、胡塞尔、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后，说：“人的本性，对于道德的反思，尤其对于人权而言，是重要的基准点。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没有一种人权观念可以抛开某种人类本性的概念。”②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只能是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相互沟通情况下的自由。
英国学者姚新中对中西哲学经过对比研究后，也说：“儒家的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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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法〕 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系上，儒家学派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于笛卡儿学派关于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形成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在列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中国人虽然被姬昌、姬旦父子 欺骗了三千多年，由此而将《易》经认作占卜书。但是，自黄帝引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治国，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更在“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②的决心和努力之下，形成了中国民众口耳相传的习惯性思想观点，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作用，人们办事也还是随口就要理论一下“天、时，地利，人和”的。
现在，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完全恢复与发扬光大，也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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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引录。
第四节 中国哲学在无文字时代的传承方法及原理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历史上尚无文字的时代，如此，没有文字这种传播与传承思想理论的载体，思想理论的传播与传承自然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因为，只靠人们的口耳相传，就很难保证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准确性、科学性、完整性。这个难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再好的思想理论也难以在社会历史上广为流传，因而，也就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哲学思想理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应当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的先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非凡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奇迹：他们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严密法则的图案性挂画，解决了以此种博大精深哲学理论在教学传承与历史性流传上的难题。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认识到了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重要，就会更加注重对它的学习，将学习、传承此种思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