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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暖气流的交替会生风雨，风与雨既可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授粉结实，又会给农作物造成灾害，我们进行气象研究，做出长期预测、短期预报，趋利而避害，就是为了大有作为。老子讲“天之道，利而不害”，这能算是懂哲学？主张学道就是为了“无为”，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还能称作是“哲学之父”么？
将事物纷纭复杂的变化，简单、机械地只理解为物极必反一种规律起作用，其论道就必然要陷于辩于一言，言以一理，攻于一端的曲说之中，如此，其说不光是在一说之中不能成立，而且还常常会出现此一说同彼一说中的互相抵牾。如：“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与“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之间的相互矛盾，“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之间的相互矛盾等等，就是其例。这亦就是只“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的一种尴尬！
不论古今，强不知以为知，著书立说就难免会陷入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说，就只能说废话了：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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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老子》的第五十四章，除了头一句外，一整段都近于废话。同样，在第五十六章中，除了头一句话以外，则又贩卖的是“不可知论”：
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这一段话中，头一句的“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也只能说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普遍真理。因为，处于另外的一种具体条件下，该言而不言，亦并不一定就是“智”。
老子接下来的话：“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就是典型的“不可知论”了。崇神思想，对世间事物感到神秘莫测、玄妙而不可知思想，是产生一切宗教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正是“神道设教”活动，愚民之术的推行，老子在哲学上“不可知论”的鼓噪，为中国的宗教迷信开辟了市场，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对于老子的吹捧者，我可以提点合理化建议：应该大力宣传“老子是休谟与康德之师”的观点，要做些研究，找一找休谟、康德学没学过《老子》？因为，吹捧也该有一些证据，其“吹”也才能有些效果。
我在这里一再揭老子之短，目的只有一个：不要迷信。老子就是老子，不要将他吹成“神”！
第八节 真理与谬论并存
《老子》一书，在自其问世至今的2500多年历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评论。而在很大程度上则存在着一种不适当的吹捧。这，当然是由其重要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将在《结论》中稍作分析，而不在将《老子》一书的哲学思想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比较、与黄帝哲学思想比较中言及。因为，谈老子哲学思想理论不应当为行文的方便而抛开或偏离正题。正因为历史上有人不断地对老子进行不适当的吹捧和神化，所以，人们谈起老子，就近乎于谈“神”，其一直是笼罩在一种神秘、奇异、但却是虚伪的光环之中。而一旦我们将笼罩在老子头上的神秘、奇异、虚幻出来的光环去掉，还原老子为一位特定历史上的特定历史人物，将其著作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著作，而不是圣经，事情也就会变得简明、清晰一些。
《老子》一书，总体上亦并非一无是处，在先秦历史上，像老子这样专谈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是不多的，而且老子的哲学思想理论，尽管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亦并不确切、透彻，而是“惟恍惟恐惚”，不甚真切，但毕竟还是傍着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边。所以，《老子》一书实际上是真理与谬论并存的一个大杂烩。
《老子》一书中具有真理性质的有用语言，都存在于其直接谈哲理的部分之中，其谬论大部分集中在谈政治的部分之中，其似是而非的言论，则多是处于引哲学理论以言政治的过渡性推理、引伸之语中。这也可以视作《老子》一书中的一个规律性特点。
《老子》一书符合哲学理论的部分有：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此符合事物阴阳相对、互为依存的辨证道理。只是，老子为了句式排比之中的文字的不呆板，则在用字上忽视了表述哲理的准确性，有一定程度上的因辞害义之弊。如“高下相倾”中的“倾”字之用，虽与前面的“生”、“成”、“较”之用不重复，而且又有一定的韵辙相合，读起来朗朗上口，但若离开了前后文义联系去作理解，就容易产生阴阳相互排斥、倾轧的错误认识。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这话，对于谦虚谨慎地处事为人，是有警示作用的。但在论述哲理上，则不够确切。我这里所说的哲学理论，完全是就自然辨证的哲学理论而言。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无为的存在，人的学哲学，用哲学，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有为行为。不能混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而为一谈。因为，《老子》文中的“少则得，多则惑”类语言，本身就是谈人的思想行为的。客观自然规律中，是不存在“少则得，多则惑”的问题的。
而有一些章节，也存在着正确观点为主，间或存在一些不确之论。如第三十三章，就属于这种情况：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其自“知足者富”开始，就不完全正确。“知足者长乐”有道理，因为“乐”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感到知足，就产生快乐的心情。因为这“快乐”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而“富”尽管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统一的财富指标，但在判定“穷”与“富”之间，则是相对地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观念性看法的，有人在相对比较“穷”的情况下，亦会感到“知足”，但并不一定说明其“富”。老子之所以要这么说，与他主张的人要“无为”、“无欲”直接相联系，因此行文用字，与世人、常人的认识就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再比如第七十五章，也同样是正确、似是而非、谬论并存：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这一段话，含有亲民、悯农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但肯定其思想的社会进步方面，并不能以此而承认其在理论上就一定完美无缺，如“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一句，就存在着一个“上”之为是什么“为”？以及如何“为”等先决条件所制约的问题。因为，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上治”者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以及其“为”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等。接下来的“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一句，在文字上，也欠推敲，若是将“民之轻死”换一个字曰“民之轻生，以其上之求生之厚，是以轻生”，是否就更好一些呢？
总之，老子论道之语，多有不确切之句。全书之中唯有一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是为最正确的话。因为这句话表述准确，完全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
老子的论道不精辟、不透彻，不准确，总是恍恍惚惚，似是而非，大约这是与其学无师，读书杂乱，虽悟性很强，但却不能融会贯通有关。例如老子在其书中数度言“象”：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第二十三章）
执大象，天下往。（第三十五章）
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
这几处话，就露出了老子学道不精的马脚：象者，像也。这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初，苦于还无文字为思想语言之载体而传其道理，就依哲理而画图案画，取象喻理而有其言。也就是后世所言的“象术”之用。象术是画以图案画、以画构成的“法象”、“物象”、“意象”三原则，取象喻理以命称具体的图案画名称，而决定在具体名称的图案画下，依何而言事物之理时才有斯言。所以，大象、小象之类名称只在《易》经中才用。它是以图案画取以一定的事物、事理之“象”传道的方法之谓，而不是哲学理论中所用语言。在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中，亦谈什么“大象”、“小象”就是蛇足。因此，我们就会肯定，老子不光认真地读过《黄帝经》，而且，亦研究过《连山》、《归藏》、《周易》。因为，这四种书在老子生存的时代，还是一种也没有失传的。
造成《老子》一书中真理与谬论并存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
一、学道不精；
二、不是专谈哲学道理，而是引哲学理论以言政治，而且是为独裁统治者而献绝学、绝圣、绝仁、绝巧、弃智、弃利、弃义、不尚贤、使民不争、愚民以治的错误观点所决定的。
至于我们谈到的并不真正懂道德，没有完整的哲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