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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在发现的材料，除去周初的材料之外，商末的材料又多集中在周文王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现在所发现的材料，多集中于周地和文王被囚的地域内，它都与周文王的活动有关，而与商王朝无关。
① 现在发现的材料，以羑里为中心的有四批：河南安阳殷墟1950年春发掘到的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三件陶器；传为安阳小屯出土的陶范；安阳小屯南地1980年10月发现的一批甲骨。这些，都同文王被囚羑里期间的“演《易》”活动有着直接性的联系。
② 陕西周原发现的八卦卜甲。其中包括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二号西厢房十一号“龟室”所在灰坑发现的筮甲；1979年9月在齐家村北五百米一处灰坑发现的一批筮甲等。在岐山发现的卜筮甲骨中，有的是祭祀商王“文武帝乙”的，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即帝辛。说这些卜筮甲骨有可能是西伯从商朝都邑带回到岐山的。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目前发现的商末周初以八卦卜筮材料
文类甲骨文金文陶文
序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器
名甲骨甲骨卜甲卜甲卜甲卜甲甲骨父戊卣М＇陶罐陶範
阳面陶陶
符号与文字七八七六七六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七七六七六六六七八九六八六七一六七九七六六七六六八七八七八五七六六七一八七六八六七六上甲六六六父戊六六六 一八八六一一一七六七八六五七六八七一七八六六七七六六七六七一六六七六一八
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四盘磨小屯南地考古队仓库陕西岐山甲组宫殿十一号窖穴安阳 泾阳翼
城平阴传为安阳小屯安阳安阳
时代商末商末商末周初商末商末
周初商末周初商末周初商末商末商末商末
著
录《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载《中国考古学报告》第五册图版肆壹《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载《考古》1989年第1期，作者肖楠《卦画探源——周原出土甲骨上卦画初探》，载1979年第10期《文物》。《外》四四八《录遗》二五二《文物》63年3期《文物》63年4期《考古》61年1期《邺》二上四十七《考古》61年1期《考古》61年第2期
“西伯”是商王册封的爵称，姬昌终其一生都是子袭父职的商臣。姬昌之父季历，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义渠，因功得商王赏土地三十里，良马十匹，美玉十双；后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历因此功高势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历将来会构成对商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到商都献俘报捷之际，文丁先是赏以只有商王祭祖时才用的圭瓒、秬鬯，并加其爵位为西伯①。接着，在季历即将辞朝返回周地之际，就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都。此后，姬昌（周文王）就暗中准备为父报仇。过了两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羡继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商王帝乙。
帝乙感到其父文丁对季历的处理有失，这将为商王朝的政权埋下不稳定的祸患，就采取与周修好的措施：先诏姬昌袭其
父季历“西伯”之爵位，又将其小妹许配姬昌为妻，其陪嫁女之嫁妆办得比其妹嫁妆还丰厚。对此，《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中都有记述。所以，姬昌在岐山周庙中祭祀商王，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其一，论国法，商帝为君，西伯为臣，西伯在商帝“帝乙”新丧之际，不祭商帝就是不忠，就是公开的叛逆；
其二，论家规，商帝“帝乙”是西伯之妻兄，“文丁”是其岳父，“武乙”则是其妻祖，在商朝国丧之际，作为商帝亲戚不祭商帝则为丧失伦理的不孝之举；
其三，西伯虽密谋反商，但在时机不到之时，不但不能暴露其欲叛之迹，而且是只有借机以祭商帝礼仪之隆，传出一种忠于商朝的虚假信息，才能更好地迷惑商朝新君，才更有利于自己。对此，姬旦在《周易·升》卦之中就早已说得很明白：“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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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其四，正因为西伯在岐山祭商帝乃阳顺阴逆之举，其占卜
刻辞也并不会展示于众，才在刻辞中有了称“王”作大、将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代之序，按口语习惯颠倒，而刻作“文武帝乙”之举，以发泄其对商帝恨而不恭的内心情感；
其五，刻辞“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 成唐 ，御服二女，其彝：血 三，豚三，斯有正。”其中的“二女”，即指商帝文丁嫁于姬昌为妻之女和陪嫁女，也就是《周易·归妹》卦中的“妹”与“娣”二人；
其六，从该辞的刻制风格上亦与周人刻辞风格一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岐山发现的周人祭商帝刻辞不是周文王所为。
③ 陕西泾阳博物馆所藏之В肷轿饕沓欠锛移路⑾值漠＇，造型一致，时代一致，筮数及其风格一致，这与季历奉商帝征戎之战有关，当为姬昌于其父出征前所造的特殊纪念物，一Я粲诖由挛鞒稣髦兀划＇带到山西征伐之处。
④ 直到现在，全国所发现的以《易》卦卜筮之物中，唯有在山东平阴朱家桥九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罐，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周文王没有联系，但只要进行一点客观的分析，其与周文王被囚期间的“演《易》”有关，则是极其明显的：受文王“演《易》”影响，殷邑制陶中出现了带筮数的陶器，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有带筮数的陶范为其证。如此，所制陶器就不只一件。有山东平阴籍人氏购一件稀罕之物带回，并在其死后作为陪葬品，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且平阴距殷邑极近，带物便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平阴朱家桥发现的带筮数陶罐，绝不是山东制作的，对此作一个科学鉴定即可明白。
⒋ 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并不普及
虽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学经典《易》书之卦画进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继其父为利用《易》经行占卜而对《易》书进行改造，并在《周礼》中作了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从周初到春秋之际，还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办法而以龟甲进行占卜，史书上又记载有周室官员宣传推广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事例。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以《易》卦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没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来的。
⒌ 不能以《归藏》混入了周后占卜文字认定古《易》原为占卜书
清人马国翰辑《归藏》遗书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盖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记占验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确。今观《归藏》所存爻辞，皆为四字韵语，抑扬顿挫，奇古可诵，它与周以后混入的占验之辞，语言风格不同，此亦可证古之《连山》、《归藏》原非作卜筮用书。
综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上，所谓“文王演《易》”，就是用蓍草棍为工具，具体演算如何利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卜筮的繁琐神秘之法。周文王，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做出历史贡献的“圣人”，而是抵制、封杀中国古典哲学传播，推行神道设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罪人！正是由他的所谓“演《易》”，不仅完全蒙蔽了《易》经哲学经典的真实面目，使其哲理不能够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同时，也使得这种比用龟甲简易的占卜之法在民间长期流行，毒害中国人民三千余年。这种迷信活动的流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三）春秋以来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嬗变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历史性的嬗变，始于春秋时期以来，而老子在这方面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渐衰，各诸侯国为了称霸并最终取代周天子的统治，而纷纷变革图强，争夺人才，引起了献计献策式的“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以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为指导，而探讨变法革新之策，申述自己的主张，谋求获取政治地位，且又有孔子研究《易》经，阐述哲理，使中国古典哲学又出现过一个时期的相对恢复。
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经劫难之后，在古典佚亡以及被篡改的情况下，毕竟未能达到正本清源，还中国古典哲学以本来面目的程度。
唯其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在谈到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之时，就已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乃至曲解的现象出现。如在言及“太极”或“太一”一词时，就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说法。列御寇说太极是“气”，并又造出了什么“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名词：“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① 至于五帝时代以阴阳相对、互感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之理而建立的“刑德相养”法哲学理论，学者们也不知其所以了。尉缭子说不清黄帝刑德之义的历史记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在老子的笔下，“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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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子·天瑞》。
成”的“道”①，变成了“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② 学哲学按客观自然规律办事，以推动社会变革的“用天”、“有为”也变成了“无为”的鼓吹。以哲理治国的“明民”思想变成了“愚民”哲学……降至西汉，人们不仅分不清黄帝的哲学理论与老子思想根本不同的区别，误以为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