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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看着办。”
第二天，连队登上巨大的登陆舰之后，莫尔把摩托车推到离海
岸最近的沙丘背海的一面。他与马拉其事先约定了一个手势暗号。
大家全部登舰之后，就是他开始行动的时间。马拉其给海军的人来
了点贿赂。他站在登陆舰的坡道上，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就给莫尔
打了个手势，莫尔骑上摩托车，翻越沙丘，一下就冲上了坡道。
在舰上，舰长问韦尔什中尉：“你的兵想吃点什么？鸡还是牛
排？冰淇淋？鸡蛋？”
7月12日登陆舰组成的船队到达南安普顿。第二天上午，一列火
车把他们送到了奥尔德本（莫尔与马拉其是开着摩托车去的）。
“能回去真是太好了。”温特斯说，“大家见到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就像回到家一样。”
第7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这一次，陆军把事情做到了点子上，我感到这是惟一的一次
，”戈登。卡森说，“让我们上了那些坦克登陆舰，带我们进了南
安普顿，又带我们回到了奥尔德本，发给我们两整套全新的军装，
还发了欠我们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还给了我们七天假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
E连的弟兄们对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美国
伞兵是最早从诺曼底返回英国的军人；报纸上登满了他们的英雄事
迹；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请他们吃顿饭或喝杯啤酒－－不过也许只
是第一天罢了。但年轻的英雄们表现得有些过火。他们喝得太多了
，打坏了太多的窗户和椅子，与伞兵这外的人之间也发生了过多的
打架事件。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报纸把美国
兵们造成的损失比喻成一次闪电式的突袭。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
这样说的：在伦敦的宪兵队将会受到总统的嘉奖，因为他们在101师
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伦敦。哈里。韦尔什去了爱尔兰探亲
；温特斯留在奥尔德本休息、思考，并给死伤弟兄的父母们写了信
。戈登和利普顿伤愈后去苏格兰观了光。
戈登从诺曼底撤离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了皮肤移植，他的一
条腿从臀部到脚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里，他是惟一一个
因为战斗而负伤的人，其他人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在英国因意外事故
受的伤。因此，他成了“极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敬畏我”。整整
3次，军官们来到这儿把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我总是谦逊地
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对来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谢。”然后他会
把勋章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枚。
在医院里住了8个星期后，他回到了E连。（把康复的弟兄送回
到原先的连队是空降师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队，伤兵身体复原后，
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所有的伞兵都把前一种做法看成是
空降部队最英明的举动；而后一种做法在每个人看来都是陆军做出
的最愚蠢的决策。）
塔尔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时回到E连的。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
斯的刺刀刺伤的，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伤的，他失去了获得紫心勋章
的资格。戈登叫他别难受，他可以把他额外获得的一枚紫心勋章给
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来为塔尔伯特举行了一个专门的仪式。在这之
前，戈登和罗杰斯已经写了一首诗，想使塔尔伯特、史密斯手“插
到他俩之间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诗名为《刺刀之夜
》；值得后人庆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该诗
的作者不想让我在此书中发表吧）。愤怒的塔尔伯特宣称，“这小
杂种刺我的时候我本可以朝他开6枪的，但在那时，我想我们应该饶
他一命。”
一些伤兵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马拉其发觉了这点。有一天，
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里，利普顿刚好经过。“嗨，残废。”马拉
其喊了起来。利普顿转过身抓住他俩的脖子，把他们从椅子上拎了
起来，并宣称他会一次解决他们中的一个或一块儿解决。他俩脸都
吓白了，赶紧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过了一会
儿，利普顿又回来了，红着脸说他很抱歉自己发了脾气，但他确实
害怕手上的伤会造成终身残疾，使他再也无法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了
。
尽管伦敦之行使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尽管戈登有时候试图说点
笑话逗逗乐，但是，弟兄们想着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想着将要面对
的现实，气氛仍然被压抑和忧虑所笼罩。
从诺曼底回来后的第一天晚上，马丁中士四处看了看1排的驻地
，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这儿的弟兄有一半已经不在了。他对
瓜奈若说：“哎呀，比尔，现在我们只剩半座营房的弟兄了，可我
们还没有开始打仗呢。看来我们不可能活过这一仗了。”
“如果说我们在诺曼底这个该死的小行动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
力，”瓜奈若回答，“算了，别再说啦，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去苏格兰休了假，在那儿他们文了身，什么都不在乎了，
“打一次仗就死了这么多弟兄，还有整个战争等着我们去打，为什
么不呢？”
二等兵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曾在D日和2营营部直属连一起
空降，几天之后受了伤，被送到英四，在2营前面回到了奥尔德本。
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
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
，“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
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
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
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
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
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
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
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
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
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
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
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
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
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
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
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
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
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
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
呆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
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
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
。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
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
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
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
，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
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
利普顿继续评说：弟兄们一旦离开前线，回到军营休整时，“
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想起战友们是怎样受的伤或送的命。他们记得
有多少次他们自己就与死亡近在咫尺。远离战斗了，死亡与毁灭已
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能结束，任务可能被取消。带着这些
想法，弟兄们开始害怕重返前线。然而，他们一回到战场，那些疑
虑和紧张全都不见了。冷漠、无情和镇定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又
一个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过去的自信重现了，战斗的兴奋感回来
了，渴望优秀和胜利的欲望又会再次占上风。”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却的的确确是事实；利普顿和E连的许
多其他弟兄，空降师的许多弟兄，乃至整个美国陆军－－甚至德军
和苏联红军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就都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
利普顿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军人。二战中参战的军人成千上万，一
个人的话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顿对参战军人情感状态
的洞察依然能够对试图理解弟兄们如何忍受战争提供了参考依据。
自诺曼底之后，E连的许多弟兄拼着命与德军作战，他们坚定不
移地相信同盟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上去
，”韦伯斯特告诉父母，“因为我还要偿还德国人不少子弹，我还
要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扔手榴弹。”德国人抓住还穿着降落伞背带的
伞兵，割断他们的喉咙，用刺刀刺他们，剥光他们的衣服，朝他们
开枪，还摧毁了一座救护所。因为这些暴行，“我们决不会打算对
他们手下留情。”至于战争结果，“在看到了滩头阵地，看到盟军
那种令人振奋的军事力量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