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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泥土及污物，时不时还有一股腥臭气味飘来，让人想呕吐。高宗彦不停地咳嗽、吐痰、呻吟，有时话都不能完整地说一句。他骨瘦如柴，憔悴得像非洲难民，让人不忍再看一眼……
2001年8月22日，高丽、高岩来信向我哭诉：“我爸爸没有熬过暑天，他在本月19日走了。没钱埋他，我们就把麦子卖了一半，办完了丧事。家里的几亩地、剩余粮食、面粉等东西，都交给了我们的五叔五婶，高岩在五婶家吃饭。”高丽这个坚持要读书的女孩子，在高家门里是个“大逆不道”的闺女。她“不听话”，高家的人谁也不愿管她，她只得去姨母家吃住，靠好心人来救助她一点钱，维持她的学习费用。2001年8月25日，我又给高丽、高岩寄上了500元的学费，他们一直没有收到。直至今年元月上旬高丽来信，我才知道这钱又让她叔叔取走了，只给了高丽70元钱。去年12月份，有位好心的记者给高丽400元钱，让这两个孤儿买件棉衣穿。她五婶听说后，坚决要一半，不拿出200元，就不让高岩吃饭，她还把高岩的东西扔到街上，把高岩赶到门外。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高岩一个人正孤苦伶仃地蜷缩在他父母遗留下来的两间空空荡荡的能看得见星星和月亮的房屋里。没有可取暖的燃料和工具，没有可填充肚子的食物，没有可照明的电灯（线被截断了），在这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他有的只是黑暗中的泪水、饥饿、寒冷、恐惧、无奈、痛苦……是否只有高丽、高岩姐弟二人在生活的海洋里苦苦挣扎，期盼救助呢？不，绝不是！不信，
你听，相信你一定听到了远方艾滋孤儿的呼唤……
第二章 死亡幽灵飘荡艾滋病村6。直面艾滋病（三）
三、艾滋孤儿们的状况
有人问我，河南究竟有多少艾滋孤儿，我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病人。有病人就有死亡，他们身后留下的就是孤儿。
一天，我去某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8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庄，村民谈论艾滋病像谈“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艾滋病病人吴拢。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她才放开手。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3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别。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4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3岁，也是个重症艾滋病患儿。吴拢的丈夫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
孔留柱和他的妻子曹俊美先后而逝，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令飞9岁，女儿孔令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他们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做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艾滋病村，访问了10多个艾滋病家庭。该村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着患有艾滋病的亲人，男孩子多数外出打工，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外地干成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窑做苦工。我到了一个姓余的家中，他14岁的男孩余传宝在某县建筑工地掂泥兜，每天累死累活只挣10元钱，拿回一半给他患艾滋病的爸爸买药吃。孩子每天只有5元钱，在超负荷的劳动中，不知他怎样生活……
2001年10月21日，一位艾滋病患者程军带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气喘吁吁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我和孩子她妈1995年一起卖血，现在都病得快不行了，她妈拉肚子、发烧已不能起床了。我求求你为孩子找个家吧，只要她能有口饭吃，俺们死了也放心啦……”小女孩程蒙蒙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像8岁的孩子。程军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程蒙蒙，血HIV抗体阴性”，孩子无病。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艾滋病病人给我打电话，说农村太冷了，有的艾滋孤儿还没有棉衣，有的孤儿手脚都冻烂了。我很快给孩子们捎去了几十件衣服。但孩子数量太多了，这仅是“杯水车薪”。他们被笼罩在艾滋病阴影下，谁能理解、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呢？我和很多艾滋孤儿谈过话，他们迫切希望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的亲人面对他们这些微小又合理的要求却显得很无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疫区一个小学校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1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艾滋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泪流而下……2002年元月，彭校长来信说，该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7个，现在又已增加到2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救他们呀！
第二章 死亡幽灵飘荡艾滋病村7。死于信息垄断
文/童大焕
从世界上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开始，这种可怕的疾病迅速蔓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人都不具备对艾滋病的天然免疫力。全球现在共有患者6000万左右，已经死亡的有2200万，全球每年增加600万，平均每天15万。我国1985年发现第一例，截止到目前，全国发现近3万例，死亡641人。专家预计，如不尽快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将出现艾滋病大流行
，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可近1000万人。而如果控制得好的话，这一数字会降到150万。今天，艾滋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令人恐慌的“头号恐怖分子”和社会投入最多的一种病种。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一方面源于迄今为止对它还没有科学的治愈方法，另一方面人们对它的传播途径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造成不必要的诸如西瓜注血、注射“艾滋针”之类的莫名恐慌。再一方面就是把艾滋病简单地当成“道德病”，以简单的道德评判代替科学、理性的价值判断，甚至因此直接放弃人类应有的对同类、对弱者的帮助与关怀。
但是，比无知、恐惧和歧视更恐怖的，是信息垄断。信息垄断既是无知、恐惧和歧视的源头，同时也使人们在无知中互相传染，加剧了艾滋病的流行，延误了对艾滋病人及其父母、儿女的救治和帮助。鄢烈山先生有篇《农民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现从中抄录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如下：
“据新华社和中新网披露的消息，卫生部下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掌握的资料表明，在中国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农村的感染者占到总数的80％左右；中科院院士曾毅说，有些地方的村民感染率甚至高达20％。12月2日的《21世纪环球报道》防艾专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政府干预不足：应对艾滋病的致命伤》。
据网上数据，农村感染者有80％在河南。举世皆知，就是这个河南，曾长期对农民封锁有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信息。那里有个叫高耀洁的退休医学教授，自费为预防艾滋病蔓延上下奔走呼号，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关注，却未能出国参加国际防艾交流会议。我曾在1999年11月19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谁的大局》一文，批评河南新野县当时的领导人极力对新闻界封锁艾滋病信息的可恶行径。这些个别事例只是地方政府失职渎职导致艾滋病恶性传播的冰山一角。而这种无视民命与国家大局的政治犯罪仍在一些地方发生。《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最近在贵州铜仁地区看到，有的地方因有不少村民曾到河南卖血，大面积感染了艾滋病毒，而‘这种病整个乡除了卫生院的几位负责人、上面防疫部门的领导以及极少数感染者知道外，几乎无人知晓’。这种隐瞒疫情的做法，岂能用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来形容其邪恶？无异于故意杀人。”至少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艾滋病是贫穷病，也是信息垄断病。
我们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穷得到处辗转奔波去卖血供家人生活、治病、供孩子上学的父老乡亲，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把当地卖血的情况、把艾滋病疫情当做不可外扬的“家丑”，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防火防盗防记者”，把他们的管辖之地变成了自己的“家天下”，置民生的疾苦病痛生死存亡于不顾，全然只顾及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我很欣赏潘多拉先生的一个判断：人权始于知情权。任何人有权知道自己的处境，任何人有权知道面临的危险。没有这些，人的一切生存、发展的权利都将归于虚无！任何对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消息的封锁，都无异于谋财害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信息垄断都是无知之幕，死亡之网。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千方百计地突破各种地方保护和封锁，让人们知道一个真实的世界，既便于艾滋病感染高的地区及时接受社会乃至各界援助，也便于督促地方政府真正履行起对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