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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犯罪嫌疑人全都是法律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而且出于对刘庆峰这个司法局副局长的尊重和信任，公安机关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刘庆峰在此案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公安机关又找不到直接当事人李明涛，案件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一度搁浅。3年过去了，这起积案仍然没有结果。2001年10月，集贤县公安局现任局长于广凡的到任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他指示办案人员重新调整侦破方向，从追查李明涛这个根本就无法查到的人转移到刘庆峰等人身上，证人转变为犯罪嫌疑人。于广凡局长告诉记者：“这起案件虽然设了许多障碍，但是经过我们下大力气组织专业人员秘密地采取了侦察措施，依法按照法律程序获得了证据，最后认定了他（刘庆峰）是两起诈骗团伙的（犯罪）嫌疑人。”
案件明晰以后，公安机关全力追查在诈骗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已经退休的原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庆峰。2001年12月9日，犯罪嫌疑人刘庆峰在沈阳落入法网，被押解回集贤县。在大量的证据事实面前，刘庆峰如实供述了参与、合谋诈骗的犯罪事实。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集贤县检察院批准逮捕，7万元赃款也全都追回返还给了被害人。在集贤县公安局看守所，记者采访了犯罪嫌疑人，原司法局副局长刘庆峰。
记：见证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区分在哪里？
刘：如果他是合同，买卖关系，他就涉及到民事纠纷，涉及到赊欠关系，一旦到法院诉讼，我只能在场证明买卖交易。如果担保了，确实存在买卖经济上的纠纷，他们到期还不上，我就得承担民事责任。
刘庆峰等人落入法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集贤县司法局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现任局长夏远亮告诉记者：
“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们全局引起了震动。局领导班子觉得这件事情尽管是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但是对我们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对干警的教育上敲响了警钟。”
据集贤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关力才介绍，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还查出刘庆峰在任期间网罗外地无业人员谷氏兄弟，打出集贤县司法局第一法律事务所的招牌非法执业，以替人清欠讨债为名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从掌握的证据看，这个黑法律事务所涉嫌诈骗4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120多万元。从实施犯罪到真相大白，历时3年半时间，几经周折，刘庆峰等人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据悉，刘庆峰在当地名声不佳，在任期间利用法律事务所的名义长期进行诈骗，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司法局副局长，而且光荣退休。执法者竟然犯法，需要吸取教训的恐怕不只是集贤县司法局。
第十六章 司法局长导演诈骗案2。“靠山吃山”与“贼喊捉贼”
文/潘多拉
西方有关于“新闻”的一个不算规范却很经典的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
是新闻。按照这个定义，作为政府官员，一个司法局长如果整天为法制教育与宣传、法律救助与司法援助、律师队伍建设与管理等本职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那么在他身上肯定挖掘不出什么新闻，顶多可以用宣传而不是新闻的手段，将他作为一个“人民满意的好公仆”的典型向社会推广，号召干部群众学习他的先进事迹。相反，如果一个县的司法局副局长同时还兼任法律事务所的主任，相当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县司法局是辖区内所有法律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直接主管部门），更恶劣的是，这个司法局副局长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打着“县司法局第一法律事务所”的招牌，网罗了一帮乌合之众，以替人讨债、介绍生意为名，大行招摇撞骗之实，涉嫌诈骗4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120多万元。那么，在他身上无疑就足以做出比“人咬狗”还要精彩的新闻了。
我想，这也许就是《新闻纵横》要郑重其事地把
发生在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发生在集贤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庆峰这样一个小官身上的诈骗案做成一期节目的原因吧。
不过，我们也不必把刘庆峰的“司法局长导演诈骗案”节目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意。因为这些年来，类似这种“靠山吃山”、“贼喊捉贼”的黑色幽默，中国人或耳闻目睹、或深受其害的已不在少数。派出所警察与卖淫女合谋敲诈嫖客、乡政法委书记亲自上路抢劫、建委主任指导开发商如何少交土地出让金、高等学府已婚的“德育教授”与年轻女生“谈恋爱”始乱终弃、“救死扶伤”的医生向患者勒索钱财、“为人民鼓与呼”的记者拿版面或时段与奸商做交易，等等，应该说都与刘庆峰导演的节目不相上下。我这样说，并非反对将刘庆峰诈骗案做成新闻，相反，我实在是有些担心，假如到了某一天，无论是见多识广的记者，还是博闻强记的受众，都不再对“司法局长导演诈骗案”、“缉私大队队长参与走私”之类的怪现状感到莫名惊诧，不再把它们看成“人咬狗”一样的稀奇事，而是当成“狗咬人”一样的平常事，新闻记者整天东奔西跑再也找不到一条像样的“新闻”了，我们这个社会也将变得万般恐怖了。
司法局长知法犯法、司法犯法，说到底是因为在司法局长的心目中，法律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威和神圣的东西，而不过是可以供他玩弄、给他带来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就像德国纳粹首领希特勒，年轻时也接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有出类拔萃的音乐素养，但高贵典雅的艺术并没有陶冶他的情操，没有净化他的灵魂，反而成了他日后大肆镇压异己、屠杀犹太人时的“佐餐音乐”，给他的灭绝人性的暴行营造了一个柔和而怡人的背景。希特勒如果对艺术一窍不通，也许他在行凶作恶的时候还不至于如此心安理得。同理，导演诈骗案的如果不是知法、司法的司法局长，而是一个文盲、法盲，那么他的诈骗行为也还谈不上是对法律的多么严重的亵渎，不至于令人们对一些地方的法制环境如此之失望。
法律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一个社会的传统、习俗、宗教伦理、生活方式、思维观念、民族心理积淀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小农自然经济，传统法律文化中融入了一些消极落后的内容，如“家国不分”、“礼法并用”、“重刑轻民”、“重义轻利”等，其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在一些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从来就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心理，因为法律面前从来就不是人人平等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律从来就只是统治者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受这种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的影响，刘庆峰身为县司法局副局长，很容易把自己看成“统治者”中的一员，以为自己既然是掌管法律的人，法律就不会也不应该对自己产生约束力，那么自己利用法律谋财害人，只要做得巧妙、高明，法律当然也就拿自己无可奈何了。
司法局长导演诈骗案的故事，还是当前中国“法制”有力而“法治”不足的现实反映。人们一般对“法制”比较熟悉，对“法治”则比较陌生。“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法治”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法制”具有形而下的意义。法制的产生，并不必然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长官权威（在封建社会里主要表现为皇权）才是第一位的；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了包括政府权威、长官权威、道德权威等在内的所有权威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现在中国每年都要制定、通过成百上千种法律规章，“法制”建设可谓成就斐然，但与此同时，司法局长导演诈骗案、法院院长欠钱不还、派出所所长刑讯逼供……等等的故事也屡屡在我们周围上演，说明我们的“法治”建设还相对滞后，现代法律文化开花结果还须假以时日。
只有当法治意识真正深入人心，司法局长内心深处的对法律的敬畏感，以及对法律稍有不敬将立刻产生的羞耻感足以阻止他司法犯法的时候，我们似乎才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时代，而不仅仅是一个法制时代。
第十七章 故宫大修1。故宫大修
文/张磊
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群、被联合国列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故宫，正在开始进行着为期6年、投资达10亿元人民币的大规模整修。此次维修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花费资金之多，是自1420年故宫建成后的582年中所未有的。据故宫内部相关人士介绍，多达10亿元的维修费用，将全部由财政部划拨，其中3亿元将用于故宫地下展厅的修建，7亿元用于地上文物的修复维护。
在故宫西华门，古建施工队正在这里进行故宫西河沿路面整修工程。施工队负责人说
，他们正在按照明清时期西河沿路面的要求日夜施工，保证出色完成任务，恢复明清古路的风采。
在未列入开放区的慈宁宫花园、寿安宫，记者同样看到一些古建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平整地面、粉刷门饰、清除宫内杂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