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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如草芥，不愿在劳动保护方面进行最起码的人力物力投入，令“现代包身工”们在无比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苦苦挣扎，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如果侥幸不出事故，老板就用最低的成本赚取了最多的钞票，顺利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如果“一不小心”出了事故，老板随便花几个钱就能将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搞定，同时勾结地方保护势力或黑恶势力，倚官仗势，瞒上欺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便继续进行其罪恶的用人命换金钱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人们注意到，凡是有重大矿难发生的地方，基层政府的官员多半难辞其咎。一方面，他们普遍存在渎职的问题，但更严重的是，他们与矿主往往“同气连枝”、利益相关。他们其实已经成为那些矿主在权力机关的代言人。可以认定，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是这些地方矿难频频发生的罪魁祸首。
另有专家指出，在资本与权力的结盟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安全事故当事的第三方——劳动者。本来，权力、资本与劳工应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安全生产”则是连接和均衡这个三角利益平面的关节点。靠这个关节点的支撑，资本有钱可赚，劳工有业可就，政府有税可收；这个关节点一垮，出现南丹、繁峙这样重大的安全事故，权力、资本、劳工谁也不能不受损伤。只有当事各方都有不被忽视的权利与力量，都能参与博弈，达成利益均衡的格局，才能抑制单方面利欲的恶性膨胀，形成一个共存共荣的社会生态。
就资本、权力、劳动力三者的关系而言，历史上还出现过资本与劳动力结盟、权力被严重削弱甚至政权易手的情况（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过权力与劳动力结盟、资本被大规模剥夺的情况（如著名的“打土豪、分田地”）。此外，还有上述三方中的一方单独侵蚀另一方的情况。以煤矿为例，据统计，矿方每产出一吨煤，除去水、电、矿工工资等支出，还要向政府交纳增值税、资源税、教育附加费、价格调控费、城建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营业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育林费、救护费、矿管费、工会经费、工商管理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一大堆名目繁多的税费，很多时候矿方还要支付相当数额的隐性成本，专门用于与权力部门“沟通感情”。此为权力侵蚀资本（一些矿主不堪重负，遂大幅度降低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设备、技术与管理投入，这也是煤矿事故频发的一个客观原因）。又如前些年各地政府对在本地从事劳务经商活动的外地人员收取暂住证费、治安管理费、计划生育费等各种费用，每人每年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上千元（从今年1月起，这些收费项目大部分被取消），则无异于权力对劳动力的侵蚀。
当然，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主要是资本与权力两方结盟、劳动力一方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
对此，专家指出，第一，为了防止资本与权力勾结，劳工可以寻找当地人大代表做代言人，可以寻找出于各种动机主持正义的传媒做“同盟者”，实行对权力的监督；第二，与安全生产管理中“劳工行政一体化”的国际惯例接轨，国家行政权力在保护资本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特别关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工的权益，否则权力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与正当性，也不可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在第一个思路中，人大代表也好，传媒也好，尽管与第二个思路中的国家行政权力有区别，但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国家权力”的色彩。所以严格地讲，第一个思路与第二个思路一样，都是属于权力自我监督或权力内部监督的范畴，很难说是绝对可靠的。至于说让资本出面监督权力，防止资本与权力勾结，更是有点儿与虎谋皮的味道，大凡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士，大概都是不好意思把它当做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贡献出来的。
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力权益的维护，最根本的力量只能来自劳动力内部，只能靠劳动力自己。劳动力与权力和资本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与劳动力的力量大小无关，而与劳动力的组织形式有关。在现代社会，权力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且具有强制手段的结构，资本则自有一套快速、严密的生成机制和运行规律，但劳动力如果缺乏组织，缺少与资本讨价还价、与权力谈判协商的能力，那就永远只能以单个个体的身份“打工”。打工者即便有成千上万之众，也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一袋马铃薯”。劳动力不能像权力或资本那样实现高度组织化，一个屡见不鲜的后果就是被压制、被剥夺、被各个击破。一个矿工在井下遇难了，往往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他自己运气不好，命该如此，他的家属可能在悲痛欲绝之际轻易接受矿方的“私了”，其他矿工可能还会继续下井，继续出事……另一个后果就是被蒙蔽、被欺诈、被利用，成为骗子、野心家、邪教教主兴风作浪的工具。大量关于人口、就业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反复证明，一方面被权力和资本欺凌、挤压，一方面受到别有用心之徒的蛊惑，低素质、低收入、低组织化的社会边缘劳动力群体最容易发展成为不稳定因素。
无论是为了保护劳动力的权益，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都必须切实保障劳动力像权力和资本那样“立即组织起来”的权利。在现实条件下，劳动力实现组织化的一个基本形式是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社区居民自治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据报道，浙江瑞安市最近成立了外来人口协会，通过非盈利性、非政治性的自治方式将外来劳动力组织起来。按照当地官员的概括，这种组织形式跳出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在政府权力和企业（资本）之外，吸收社会资源特别是外来劳动力自身的参与，既分担了政府职能部门的部分管理功能，也着眼于维护外来劳动力的权益，使打工者“出了事情可以找它”（《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可以预料，当劳动力真正组织起来，掌握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技巧，具备了争取自己权益的能力，资本和权力再想结成同盟对劳动力进行厚颜无耻的掠夺，就没有那么容易得逞了。
第十四章 党政干部贷款难倒银行信用社1。党政干部贷款不还难倒银行信用社
文/赵希源、蒋琦
湘潭市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市西南，是该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对全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情况进行了摸底，吃惊地发现，一些单位和个人恶意拖欠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本息，逃避金融机构债务的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一部分党政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借贷，长期不还。
据湘潭方面提供的最新消息，目前全市共有1715笔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不良贷款，总计有6000多万元。这些不良贷款大多都是为了私事，用来做生意、买房子。
人民银行湘潭支行的周行长说，这种情况在湘潭市农村信用社最为严重。
“农村信用社有4000多万，因为目前它处于那种体制，得到党委、政府支持力度与其他银行比要弱一些。最关键还是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太差，银行的钱只要借得到，国家的钱，要借得到就是本事，谁借的钱越多，银行越怕他。”
周行长说，一些党政干部就像市场上公开谈价一样跟银行说，利息你就别收了，我给你本，干不干？不干我不还。
湘乡市是湘潭市的一个县级市，该市农村信用联社就有很多收不回来的呆账。湘乡市农村信用联社主任冯志奇说，该市党政干部借款涉及341人，546笔，本金是8854万元，利息是415万元，这是党政干部本身的借款。另外还有党政干部为他人担保的借款，涉及的对象是58人，72笔，本金是162万元，利息是93万元，这是整个借款和担保的情况。因为这些党政干部关系比较复杂，这些人也比较活跃，贷款按时还的很少，基本都是逾期不还，成为老大难问题。
贺国平，湘乡市公安局政保股干警，1997年他在担任龙洞乡派出所所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从大田信用社贷款47万元，此后本息未还分文。信用社多次上贺家催收，贺国平不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应付就是干脆开溜了事，一直拒绝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
今年年初，湘乡市信用联社成立了依法收贷工作队，上门催收，对他讲明政策，好言相劝，贺国平仍旧置之不理，并且放出话来：“我就是不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看你们信用社能把我咋样！”湘乡市信用联社冯主任亲自到市公安局找领导交涉，要求公安局督促贺国平签字还贷，但贺国平说借钱是自己私人的事，与单位无关。无奈之下，今年4月3日上午，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开着一辆吉普车，架着喇叭，喊着还钱的口号，到市公安局门口堵住了贺国平。贺国平这时才勉强在贷款催收单上签字，并订立了分期还款计划。
但计划归计划，还款仍是遥遥无期。信用社无奈只好将贺国平告上了法庭。但何时开庭，就算官司打赢了能否拿回贷款，何时能拿回贷款？信用社仍然心里没底。
记者在采访中见到贺国平的时候，他还很阔气地抽着2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香烟，一点也没有因欠账生活紧张的样子，但是他多次强调，没钱还。
湘乡市信用联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贺国平告上了湘乡市东山法庭，而东山法庭庭长彭继青竟然也是信用社的债务人，而且湘乡市，乃至整个湘潭市最大的一笔不良贷款正是彭继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