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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病殁早逝正英年王升与蒋孝文之死（3）
让王升更不能容忍的，一位署名“坦克”的作者，竟在《金岛旬报》上，把所谓“西贡玫瑰”说得更为离奇，同时对王升的指责也更加放肆。这篇《王升与“西贡玫瑰”》的文中说：
“诚如各报所载，当年蒋孝文没生病之前，确有位人称‘西贡玫瑰’的越南妓女被王升收买。为除掉自己继续升迁中的障碍，有人向王升献策，最好对蒋孝文施以‘美人计'，以便把病毒染于孝文一身。此招不可不谓之毒辣也！因那时谁都知道蒋孝文正是事业飞腾之际，又经常出没风花雪月的舞厅酒肆中，身边的美女如云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如若让带有性病的漂亮女人接近蒋孝文决非易事，因此有人向王升献计，寻一姿色独特的外国女郎。王升之所以采纳，一因外国妓女更能让孝文上当；二是如果万一事情酿成后果，也可把外国妓女送出境外，防止蒋经国的追查。王升此举，不谓不妙，不能不称得上一箭双雕之策！……”
由于“西贡玫瑰”事件的出笼，一时视听难辨真假。而且报刊上继续以讹传讹，越传越广，越传越奇。后来居然又有人将王升如何通过手下特务到香港引来越南妓女，又如何在台湾圆山大饭店设计诱骗蒋孝文进入圈套，以及“西贡玫瑰”缠上蒋孝文以后，致使蒋孝文沉溺酒色，不思进取，最后当“西贡玫瑰”把性病传染给蒋以后，王升等人又如何设法把那个身染恶性性病的妓女秘密送往马来西亚等情况，都说得神乎其神，维妙维肖。简直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后，都在惋惜蒋孝文的不幸。而且也越加憎恨这“西贡玫瑰”事件的始作俑者王升！
当年8月21日，王升终于忍不住这无中生有的诬陷栽赃，不得不公开面对新闻记者。王升对记者说：
“我常检讨我的一生，发现自己最向往的就是读书、做学问或教书。但是当年中国大陆那么乱，百姓的生活那么苦，如果不从军从政的话，个人又如何能生存下去呢？但是说也奇妙，我立志从军以后，从来没有直接带兵用兵。当年我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因为我的成绩好，就被经国先生选到赣南参加青年团的干训班。……我说这些是说经国先生对我有提携之恩。后来经国先生虽然抛开了我，那也是他迫不得己。依当时的政情看来，也只能把我放到地球的那一边去。因此我从不怀恨经国先生，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加害自己的恩人之子呢？……”
王升痛苦地说：“所谓‘西贡玫瑰'事件，是个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事。我从前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件事，在台湾当时虽有许多越南妓女入境，可是我敢保证，孝文先生的病与越南女人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孝文兄的生活确是难免有些放荡，可由于有老先生和经国先生在世，又有老夫人不时管教，我相信孝文不至于公开和一个越南女人姘居，至于他在八卦山宾馆和越南女人开房间，更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孝文虽然已在阳明山上立了新家，可他身边有徐女士管得很严，经国先生又不时对他进行垂询。孝文又怎么能像报上说的那么放肆呢？”
王升也为自己辩污洗冤，说：“至于我会不会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暗中利用女色加害孝文，我想不必自己过多表白。是非自有公论。在从前那种时候，我虽然可以经常和孝文兄在一起，有时也吃吃喝喝。可是，如果我真有那种如报界所说的阴险打算，也无法在孝文兄那里实施。因为我如那样作的话，就等于马上给自己套上一副至死的枷锁了。有头脑的人会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于孝文兄的病，究竟如何染上的，只有他自己晓得了。但我可以坦荡地对世人说：‘我王升绝没有落井下石，我不可能以恶报德，不可能做任何有害经国先生的事情！……'”
王升的出面澄清，让那些对蒋孝文死于越南妓女的种种奇谈不攻自破。然而，媒体对蒋孝文在蒋经国死后仅仅一年，就出人意料地猝死仍然难以释疑。在有些人看来，蒋孝文正值人生盛年，如果蒋经国不去世，他绝不会在50多岁就悄然死去。特别是那些和蒋家有某种旧交的国民党袍泽们，对蒋孝文的忽然死去更是难于接受。当然，对蒋孝文死因心存疑虑的人们中，也有些人是出于对没落蒋家的心理仇恨。这样的人在台湾不在少数。所以他们在蒋孝文死因上大作文章，尤其对王升所作的解释不以为然。
第八部分：病殁早逝正英年王升与蒋孝文之死（4）
蒋孝文就像一个神秘的影子，忽然从台北阳明山上消失了。当人们议论蒋家公子到底为什么过早离开人世的时候，有一批香港记者又来到蒋孝文生前住过多年的阳明山别墅。记者们在小楼里没找到死者的妻子徐乃锦，现在她已走出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在台湾的生意场上寻求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了。据女佣向记者介绍，徐乃锦自蒋孝文病故后，已到一家期货公司供职，因其杰出才能很快得到总经理的青睐，并已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再次走向社会的徐乃锦女士仍然保持低调，她对社会上对夫君蒋孝文死因的种种猜测一律不加理睬。她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在记者打给她的电话中，徐女士避而不谈有关蒋孝文死因的任何问题。她表示：“我对那些猜测感到无聊。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丈夫这些年究竟是怎样过来的。至于他的死因，将来大家会清楚的。何必一定要刨根究底？”
死者蒋孝文的惟一女儿、当时在英国渣打银行供职的蒋友梅，在伦敦对发生在台湾的媒体炒作不以为然。她仍处于父亲殁后的无边悲哀之中。当台湾舆论纷纭之时，蒋友梅在英国一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父亲的死》的文章，她是以平和的心态回忆已经作古的父亲。从蒋友梅的语气中看不出对父亲死因有丝毫怀疑。她的文章被台湾报刊转载以后，起到了平息社会舆论的作用。蒋友梅写道：
“人之生死，如同信仰，全仰仗主、配角人物不同的处事态度而异。万道归宗———天下只有一个死亡，只有一种信仰。……先祖父崩逝，悲怀缠缠至今。多少日夜已去，自知必然去接受死亡的猛兽，不然它会将你无情的咀嚼，贪馋的吞食。悲痛随着时光慢慢化成细细的哀愁，偶尔浮上脑际，流入心头，再化作热泪流下，心中一阵酸涩，又和着多少回忆，吞了下去。仍是不惯在吃饭时，他的位置是空的。如今在生死边缘挣扎已久的爸爸也撒手西归了。他的位子也空了，再也听不到他唤我一声‘小宝'，也没有人会再喊我‘小宝'了。阿爷走时，也带走了‘妞妞'的小名，他们父子应该就快团圆了。那日为爸爸做了头七，我心中直念着他的好，他的仁慈与善良。一群爸爸生前的好友和至亲再聚一堂，送他平安上路。当时心中感到特别宁静，一阵阵爱的暖流注入心灵。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悟。诸法因缘而生，亦从因缘而灭。我将凝至眼角的泪水拭去，告诉自己不能哭，活在人世，生死都由不得他，让他安心去吧。被囚禁于水晶屋中的木偶王子是有灵魂的。当玩他的麻绳断了，他很清楚自己被许多愚蠢的人们遗弃，因为他们从他身上似乎得不到什么了。木偶的灵魂比什么都看得清楚，但是他原谅了所有愚人。并用大慈大悲去包容他们。让他们感应到他的光和热。我们尚有一段很好的路要走，只要继续散发光和热。他便能永远不朽。我已经渐渐学会与死亡握手，发现它并不是头猛兽更不是一个句点，春蚕丝尽躯已废。但是缘生缘灭终不退，死亡是有限生命的终点，却是无限生命的起端。……”
阳明山上记者如云。台湾记者、香港记者，还有新加坡《南华早报》的记者，他们都希望见到蒋孝文的未亡人徐乃锦，都希望从她那里得到蒋孝文死去的真正原因。然而不知何故，徐乃锦拒绝接受记者的任何采访，她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卷入，使有关蒋孝文死因的论争变得更为复杂
第九部分：艰难的“外放”生涯在日本仍无法逃脱台湾的困扰（1）
1990年1月初，元旦刚过不久。一天上午，西装革履、面色黝黑的蒋家二公子蒋孝武，突然出现在日本古老的城市京都。
这是令外界大为吃惊、甚至连蒋孝武本人也颇感意外的命运安排。已经死去父亲，又刚刚死去大哥的蒋孝武，做梦也没想到台湾新上台的当权者，居然把他一纸调令从新加坡调到日本。当初在蒋经国病故以后，蒋孝武确实通过几位能和李登辉说上话的人从中沟通传话，他希望早日调回台湾任职，因为台湾毕竟是他的故土。据朋友告诉蒋孝武，刚上台的新贵对此颇为爽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经国先生当年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江南事件’，就把孝武外放到新加坡，实在有些过于谨慎了。将来如果一旦有机会，我肯定会把孝武调回来的！”那时他听了这话心中高兴。可是，蒋孝武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回台湾任职的请求非但没有实现，李登辉却把他弄到日本来了。和在新加坡不同的是，这次把他从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改变为驻日本“东亚关系协会”的正代表了！但是提升他为正代表，并非蒋孝武心之所求，在他看来来日本甚至不如在新加坡，因为日本是他憎恨的地方。蒋孝武知道祖母毛福梅当年在奉化就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鼻梁上戴一架宽边墨镜的蒋孝武，面对京都一片明媚绚丽的春光，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有什么不可思议？有人就是希望咱蒋家的人，一下子都跑到天涯海角才好！”蒋孝武身后紧紧相随的，是那位已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的新夫人蔡惠媚。这位台湾富商家族的千金小姐，比在台湾时变得更加标致丰腴了。她依然喜欢像从前被女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