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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我对少儿有了解，我知道中小学课堂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大学里教书，接触很多大学生，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健全的，尤其是在思想和感情上，根子在哪里呢？在中学、在小学的课堂上。
我为什么要写科幻小说呢？我想看看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和中小学里的朋友说几句知心话。有的人说，你这么年轻，已经做了教授了，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是为人工作，不是为职位工作，幻想是个载体，通过这个幻想，我可以和你们这样的少年人交流，它可以让我跨越年龄。我要告诉少年朋友，想象力很重要，比“对和错”还要重要，我要告诉少年朋友，科学意识很重要，不要单单只有“技术”意识，把科学当成工具，那只是“技术意识”。我是搞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许多人把我看成是一个学者，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作家，四年前，我在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两个长篇《太空使命》、《地下王国》，销了7万册，去年我出了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 今年我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了《未来战士三部曲》，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
我们从小被要求做乖孩子，在家里家长这样要求，在学校里老师这样要求。我们的课堂上，老师是神，是真理的化身，对错的标准。上课的时候手臂别在后面，只听老师说，不能自己说，老师是权威，我们在课堂上不能随便插话，不能随便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我们不能在课堂上犯错——回答错了要受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培养出想象力丰富，有质疑、探索精神的学生呢？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老师的虚荣和自信，不能培养学生的自信。
前些天我和上海雅思口语考试一个主考官聊天，我问她中国应试者和外国的应试者有什么不同？她说中国应试者回答问题千篇一律，好像没有个人喜好和观点，也不善于反问，只是应答，不善于交流，像是有恐惧感似的，不自信。她也在中国大学教书，她说她最不能适应的是中国大学生在课堂上不说话。
我说，中国学生从小就要求在课堂上不要随便说话，即使是得到老师同意的发言，也要小心，因为说错了要批评，他们只能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接受知识，而不是自己探索知识和真理。这是中国的问题，有中国传统在里面作祟。先秦的时候中国的孔子怎么教学生呢？《论语》中，真正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听道者、侍从者。老师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是平等地在探索真理，师生是有等级的，老师在上，学生在下。
这和西方传统不同，西方的acdemy，传统是柏拉图的，他在acdemy那个地方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座学院，师生不是“你教我学”的关系，而是共同讨论，探求真理的关系，所以，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就没有中国式的师道尊严，有的是平等的探讨。由此，我们会看到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讨论的智者。事实上他自己也说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他只是知识的助产士而已。
像孩子一样说真话童心、爱心、好奇心
我对我自己说我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教授写作，我要作为一个曾经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为学生写作，我要用童心、爱心，用好奇心、想象力写作，把这些重新给孩子。严酷的技术主义教育已经走向极端，而人文主义的教育却是如此缺乏，这只要我们看看，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只鼓励孩子读教科书，反对甚至禁止孩子读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情况，就知道了。我要反对技术主义，希望孩子们热爱的是科学而不仅仅是技术；反对功利主义，希望孩子们能用人文眼光看待世界，我尤其重视想象力……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是整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加爱人，更加爱地球，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残忍。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小说中提醒我们的少儿读者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制造了机器人，但是，我们只是把它们当成工具，没有把它们当成朋友，我们的工具迟早有一天会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压榨它们，我就写了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但是，我们的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一切当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我们的朋友，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馈赠，不会戕害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把大自然当成朋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不到星星，因为空气污染了，天空灰蒙蒙地一片。我们把黑熊当成我们的朋友，黑熊就不会灭绝，它们就能给人类带来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丰富、有趣。对待克隆人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是出于实验的目的，出于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自私目的制造克隆人，那么便会给克隆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在我的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中写了一个故事，人类把太空世界想象得过于黑暗，总觉得外空的太石星人会来抢占地球，于是，他们制造了一艘飞船炸弹，飞船只要接近太石星便会自动爆炸，实际就是自杀性炸弹了，但是呢，人类不告诉飞船的驾驶员真相，他们怕这些飞行员反悔。他们让这些飞行员蒙在鼓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当炮灰。结果呢？太石星人很友好，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敌人并不那么多，倒是人类自己对自己人非常残忍。科学是和人道结合起来的。九一一事件，那些参与劫持飞机，撞向经贸大厦的人，他们会开飞机，是不是就是有科学头脑的呢？不是，他们只是懂了开飞机的技术，根本不能说懂科学。相反，他们是在用技术亵渎科学。
像孩子一样说真话农民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生我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我父亲觉得非常热烈的时代就要来了，希望用他自己的孩子来纪念这个时代，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葛红兵，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名字给我的暗示很重要，就是信念，要有战斗的精神，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用这个名字直到现在，也将永远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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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一个激情飞扬的时代，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举着小旗游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我有启蒙意义的是什么呢？第一年，我们游行“打倒邓小平”，第二年，我们游行庆祝邓小平复出，这种记忆对我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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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语文课本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书第一页是彩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是《南京长江大桥》，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去南京，我要赤脚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去长江大桥，站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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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当中我已经渐渐地城市化了，这也是我特别讨厌我自己的地方，当然，城市化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着意训练的过程，大学的时候我是特别自卑的，因为我身上带着非常沉重的土气，黝黑的脸庞，因为我特别喜欢夏天在阳光下跑，我喜欢那种激烈的、刺激的阳光，在阳光底下晒得漆黑地去上学。城里女孩儿的连衣裙盛开在我的梦里面，使我摇摇欲坠。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跟他们是两个等级的，我要跨越这个等级，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我自己进行训练，我要把我自己训练成一个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人，结果矫枉过正。那个时候我讲话特别文明，一个脏字都没有。第二个，我着意训练我的普通话，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的，因为每近故乡我都为我自己感到凄凉，但是，随着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成熟，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1991年。连续四年，在大学里我拿一等奖学金，叫做“优秀三好生”，但是呢，你知道那时候的分配，就是你哪里来就哪里去，我们班上有些人成绩是很差的，他们很简单地就分到了南京这个大都市。我刚才说，我崇拜南京，我想去那儿看长江大桥，但是我这个梦想破灭了，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我觉得我摆脱不了我的出身，我来自这片田野、这片土地、这里流着的河流，我永远是这里的人，这个时候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做《永远的植物》：我站立在这里，根须在地上，我永远不能离开这里，我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动物是有腿的，他可以到有阳光有风的地方去，到高处去，但是，我不是，我是植物，我的生命状态是这样子的。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出身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的精神那个时候开始回来，回到什么？回到我出身上来，我说，我永远是个农民！我坚定了这个东西。我说，我是个农民，叫我农民，这是对我最大的赞美。
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人，是整个世界。是让我们更加爱人，更加爱地球，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是让我们变得更残忍。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小说中提醒我们的少儿读者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制造了机器人，但是，我们只是把它们当成工具，没有把它们当成朋友，我们的工具迟早有一天会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压榨它们，我就写了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但是，我们的朋友是不会反对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一切当成我们的朋友，我们把大自然当成我们的朋友，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馈赠，不会戕害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把大自然当成朋友，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找不到星星，因为空气污染了，天空灰蒙蒙地一片。我们把黑熊当成我们的朋友，黑熊就不会灭绝，它们就能给人类带来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丰富、有趣。对待克隆人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是出于实验的目的，出于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自私目的制造克隆人，那么便会给克隆人带来无尽的痛苦。
我在我的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