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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社会等级秩序历来浓厚，尽管这维持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稳定结构，但同时也成为改革的绝对屏障。另外，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较量、分化，以此来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成功了一半的改革。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东正教徒、农夫及半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混合体，根本称不上文明。彼得大帝清楚这一切，他决心改变这些。当时的俄罗斯和现代中国有两点是相同的，即需要改革和战略上的出海口，不同的只是俄罗斯的出海口需要从别人手中掠夺，而我们是收复我们应有的战略出海口——台湾。彼得大帝是一位有强烈抱负，也有能力和魄力的君主，并且带有俄罗斯特有的野蛮，他首先驱逐了他的姐姐索菲亚，将俄罗斯全部的权力收入囊中，这为他后来的改革清除了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欧洲旅行和学习，从1697年起先后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接着他在1698年夏天悄悄回到皇宫，然后就开始了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第一个被他改革的是领主谢英的胡子，这是一位十分忠于彼得、颇有功勋的军队将领，彼得从欧洲回来后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拿起剪刀剪掉了他的大胡子。要知道，胡须在东正教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①然后是被称为“恺撒大公”的罗莫丹诺夫。
“这个改变俄罗斯人外貌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中，似乎倒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②
龙的命运改革（5）
彼得大帝首先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迫使整个宫廷内外接受了欧洲那种不留胡须的文明生活，然后他就转向了民间，自然彼得不可能继续挥舞剪刀剪掉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大胡子，于是他动用了国家税赋权力。“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需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③彼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首先剥夺了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志，然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按照彼得意志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另一个方面，彼得也在尽心竭力。那就是要在他统治期间为俄罗斯夺取一个出海口，尽管这表面看起来不属于改革内容，但却和俄罗斯的国家长远利益及这场改革息息相关。17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已经拥有相当辽阔的领土，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俄罗斯北面是北冰洋，几乎终年封冻。“17世纪俄罗斯的辽阔领土事实上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失去了广泛利用的廉价交通的可能性。”④漫长的海岸线中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使用，但即使是在这里，一年之中也有9个月处于封冻期。再者，这个港口距离莫斯科等俄罗斯各个经济中心都很远，实际上把要出口的商品运到这里或者把进口商品运到全国各地运费都相当昂贵，交通也很不方便，这既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也增加了成本和风险。俄罗斯只有向南去占领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的黑海港口，才能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出路，否则俄罗斯将永远受制于西欧，这也将永远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于是，按照他的意志，他成功了。
彼得大帝的改革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却并不彻底和完善。在财政和行政上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农奴制，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模仿西方的经济改革、货币改革和教育改革；1708年实施地方机构改革，划分了省级行政区；1711年还设立了元老院，这种元老院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都没有罗马帝国时的元老院那样的威信； 1718年又设立参议会，这同样没有什么作用；1721年废黜大牧首，改设宗教事务管理局。彼得的这些改革对俄罗斯来说的确十分伟大，也令俄罗斯焕然一新，国力明显强盛起来，这在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土耳其君主有彼得那样的远见卓识和魄力，那么很可能就不是俄罗斯强大起来而是土耳其重建伊斯兰帝国了。但彼得的改革终究过于急功近利，改革其实只是为俄罗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继续，甚至在彼得大帝时期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在与土耳其的战斗中初战告捷，并且在1696年占领了亚速港，这可以说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黑海的道路，但仅仅在数年之后，即1711年又被迫将亚速港归还给土耳其。此后，在18～19世纪，欧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俄罗斯则明显滞后，俄罗斯在1856年的战争中失利也说明俄罗斯的实力还无法与英国、法国、德国抗衡。
可见，一个庞大帝国的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也不是短暂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它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并且正确使用国力才能成功。
龙的命运中国与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中心
亚洲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四大权力中心，或者说是文明，当然，这不仅指文明，更主要是指权力中心，即能够引领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权威中心。
在亚洲尽管存在四个权力中心，但唯有中华文明这个权力中心两千年来一直是稳定存在的，并且，可以说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原则，即如果想要控制亚洲东部，只有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才能成为东亚的主人。
另外，除中华文明外还有其他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但实际上这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一直是飘忽不定的。草原文明的权力中心千百年来几乎就没有稳定过，即使在蒙古人建立起几大公国之后，这个帝国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并没有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无论是皇权的垂直体系、财税的收取与分配，或者军队的控制等，几乎都可以说它的权力中心也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那种集权、稳定、有序、统一的高级状态。只能说此时的游牧民族军事力量远远超越了其他文明的军事承受能力，而导致其他文明权力衰退；伊斯兰文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就没有统一过——即使是在阿黑门尼德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相对中国文明而言，那种统一的权威太短暂了；印度文明在其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多次为其他文明所替代的文明，如古印度时期，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直接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失落，之后伊斯兰教势力与印度教势力交替控制恒河流域，然后蒙古人、英国人都曾经入主印度半岛，几乎每一次入侵都导致印度这个权力中心的更迭、文化衰退或变异。其本土文明仅在宗教和经济方面保有悠久的优势，而权力则经常丢失，与之相比，中国这个文明体系尽管也丧失过权力，但仅此而已，其文化、社会制度、信仰和经济权利甚至官吏一直都掌握在传统的汉族手中，并且往往是同化了那些征服者，进而轻而易举地重新恢复对权力的控制，甚至其驾驭的领土也往往包括了曾经是统治者的家园。
这就是亚洲传统四大权力中心的状态。未来的50年是一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时代，谁将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大国？谁将有能力维护整个亚洲的利益？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文明中心在最近的几百年中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游牧文明曾经一直是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主要力量，也曾经一直是其他文明的直接威胁，这种威胁在蒙古帝国时期达到顶峰，但这之后就开始逐渐消退。东方的清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历史偶然性，那是因为李自成等众多的农民起义已经将庞大的明帝国击败，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清军进军中原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没有多少组织能力、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已经大势已去的帝国，加上吴三桂的前导力量，清兵并没有花费多少力量就获得了这个帝国——这是名副其实的乘虚而入。其实那时清兵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征服庞大的明帝国，这点仅从吴三桂的反叛就可以看出，那时清帝国已经建立30年，拥有动员全帝国的能力，但吴三桂的反叛很快就使这个帝国丢失半壁江山，可见即使大清已经拥有整个帝国，其军事能力依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还有对西北葛尔丹、对台湾的用兵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这个帝国已经远远不能与蒙古帝国时期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征服能力相提并论。
游牧文明在欧亚大陆其它地方也迅速消退。帖木儿帝国的后裔后来在印度也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但显然此时已经不能算是游牧民族模式的帝国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成功成为印度帝国的核心，并成为他们最高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带来任何文明改变，只是夺取了王位，并且仅此而已。
到了今天，游牧文明已经成了一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