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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杂文集-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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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七十三个立法委员中,竟有一百七十九个不说话,几占了立委总额的一半,这种大比例,这种怪现象,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现在,看看另外一半的一百九十四个所谓说话的,又怎样呢?

  试以胡秋原为例:1954年胡秋原写文章宣称:“纯个人是非”,他是“不闻、不问、不谈的”。不料八年以后,当人民研究他的“闽变”叛国史,他不但要“闻”要“问”要“谈”,并且谈到立法院来了。他本来为了抗议《出版法》,宣称如此出版法一日不废,他一日不回立法院,可是为了阻止人民研究他的叛国史,他不但回到立法院,并且主张政府该用出版法制裁人民了!当内政部长表示人民并没有“侮辱元首”事情,他还是不肯罢休,非要兴文字狱不可!有史以来,不论古今中外,身为民意代表的人,他们被人民奉养、尊敬,都因为他们肯“为民喉舌”,肯站在人民立场跟政府对立,从来没有在政府认为人民清白时,反倒要政府整人民的,可是这种做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再以程沧波为例:1964年1月22号,立法院第一次质询院会,严家淦以下二十多个政府大官列席备询。立法院秘书处发表数字,谎称这天出席的立法委员有三百五十名,但是事实到场的,却不到十个!当天英文中国日报登出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去,也不到十个,既有照片为证,本不该再有问题。

  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可真宁愿胡秋原是胡赓年、程沧波是胡赓年,人民可真要祭起《琵琶行》,哀呼“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不公道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又责备我没有职业,我苦笑着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立法委员,可是被你们一做就做了三十一年,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呢?”胡赓年先生不责备他自己职业这样固定,反倒责备李敖没有

  固定职业,这种离奇的“老年人公道”,可真教人敬意全消!

  这些不公道的老年人,霸占了立法委员职位还不说,还不断捞过界,在别的行业里插一脚。从律师、会计师、顾问、董事长、常务董事、校长、教授、发行人、社长、总主笔、主任、研究员、以至所谓作家等等,一应俱全。以致另一型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也就应运而生;胡赓年先生同一个向他叫“爸爸”的骗子合作经商,岂不可笑?陶希圣欠银行呆账不还,反倒写信威胁,岂不可笑?赵文艺跑到美国念中学课文,反在中央日报投稿显配,岂不可笑?白如初以一本一百二十八页的《伦常新说》,在十九年前就每本四百元强销,岂不可笑?魏惜言庆祝自己七十岁,以高达三千元定价的《魏惜言文存》兜售,岂不可笑?徐君珮、姚廷芳、刘景健、陈桂清、封中平因油商行贿案被判,岂不可笑?雷鸣龙因勒索财物被捕,岂不可笑?林可玑因票据案件被通缉,岂不可笑?……

  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大笑话,不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暴露了立法委员的永远失职和永不失业。而这种“职”和“业”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同政府妥协,所以不失业;因为不失业,不虞改选,不愁既得利益的动摇,所以失职。

  立委哉?立委哉?

  在《论语》中,孔夫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B恰如B,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魔鬼的辩护士”不为魔鬼辩护,辩护士哉?辩护士哉?

  拳击家不打拳,拳击家哉?拳击家哉?

  警察不抓小偷,警察哉?警察哉?

  立法委员不说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说混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不为民喉舌反为政府护航,立委哉?立委哉?

  结论是,照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我们可以叫他们哑巴、叫他们混人、叫他们不良老年,唯独不可叫他们立法委员。

  在我对胡赓年先生“大不敬”的那天晚上,我回来同自己说:立法委员八十岁以上的有五十二个,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九十六个,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五个,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个,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二十三个,仅占百分之五点七。立委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点九,这样的高龄国会,当然是不良老年横行的天下。在不良老年的横行里,除了领教哑和混,我还能领教什么呢?

  1981年5月17深夜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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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李敖 1982。03。12

  英国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的藏书票上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下面题了一行字——「我燃烧才有用。」这句含义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党外人士想一想。

  我们党外人士有数不完的长处,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对燃烧自己的观念,有欠完整。蜡烛给别人光、给别人热、给别人火种,但给出这些,首先得冒自我牺牲的代价。自我牺牲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今天党外人士自我牺牲的明码(暗码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无法预估),不过坐牢而已,坐牢又算什么呢?

  为自由民主奋斗坐牢、为政治活动坐牢,对志士仁人说来,这根本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党外人士中,有许多人对坐牢考虑得太多,好像不坐牢变成一种成功似的,好像别人坐牢自己没坐反倒庆幸似的,好像监牢与他无缘是稳健、正确、自得似的,这种毛病,以康宁祥系诸公犯得最多,这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对已经坐牢的人们,我们当然热烈希望他们能出来,但是不可因为这种热烈希望而变得过分操切,以致给人老是向当道乞求什么的印象,这也是不太好的。 

  我们关切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的最低处遇标准,改善他们的牢中生活,但是我们绝不该乞求当道放他们出来,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自尊与起码的立场。我们应该鼓励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鼓励他们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不要老是给他们特赦的希望。那种希望对他们并不健康,只会摧毁他们的意志。

  余登发事件后,党外人士的口号是大家愿为自由民主一起去坐牢;可是美丽岛事件后,这种口号不见了,见到的反倒是一片隐含求情之声。党外人士不是懦种的人,但是给人一种不够有种的错觉,那又何苦来呢?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那一行的,就要像干那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的干。对牢里的人如此,对牢外的人更是如此。

  牢里的人该从容坐牢,牢外的人该慷慨赴义,这才是党外人士应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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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并发症 /李敖 1989。03。02

  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正常的事;许多人表达共同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反常的事。为什么反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协同一签的情况,毕竟不多;它的一致性与必要性,也不无可疑。一窝蜂大家签了,总未免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看不顺眼,而认为简直是一群众口一声的动物在咩咩叫。尤其这种众口一声的签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因为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之一就在贵有独来独往的精神,一旦跟人成群结队起来、一旦善与人同起来,对表达自己的意见,总难免减低了纯度。因此,集体签名的动作,在合群上,也许自成一说;但在纯度上,大多不足为训。习惯上,这种签名是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手段,知识分子一旦沦为给这种手段做工具,就太可悲了。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太可悲的一群。他们为了求生、求名,是不敢违抗当局的意旨的。一九六六年,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胡秋原等人,写了「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公开信,透过总政治部的压力,叫「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集体签名,在报上发表。事后胡秋原吹牛说,这封公开信,「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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