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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的，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
这些字，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浑蛋的一段话。它充分显示了刘福增这种大学教授的无知，和强不知以为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屠杀当时，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就以《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做标题，展开毫不掩饰的描述。中国人民的被屠杀、中国妇女的被奸杀，外国种种纪录，早见于英国曼彻斯德报记者田伯烈的《日本暴行纪实》、美国教授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纪录》、狄克·威尔逊的《两虎相争》，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南京事件》等书里；中国种种纪录，早见于郭岐的《南京大屠杀》、蒋公彀的《陷京三月记》等书里；国际难民委员会组成的南京区档案中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纪录中，以及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如战犯法庭的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等），都有纪录。统计说明是〃屠杀最惨厉的时期为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 以上！〃刘福增没读过历史文献，又信笔乱谈，竟说死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这不是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吗？放着历史文献不去查，而去〃我想〃；不以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以〃我想〃做根据，这又是什么客观、什么方法学呢？
人头掷地有声
日本人窜改历史，把杀了三十万人〃淡化〃成：〃人数不详〃、〃淡化〃成〃多数的中国军民〃；刘福增意犹未足，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其他〃都是猜的〃、〃也是猜的〃，这不是十足的曲学阿日的论调吗？知识分子堕落到这一地步，岂不太可耻、太可恶了吗？
显然的，刘福增在用方法学的障眼法，用来搅乱〃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的野蛮行径，用来混淆视听。他说他〃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否则他就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但是，请问刘福增：二次大战德国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是不是也要比照处理？若照刘福增的方法学，没有统计清单，就〃都是猜的〃，那么事实上少了六百万人，他们都到那儿去了？在战乱中，准确的统计数字或许有小的出入，但是涉及三十万人的屠杀、六百万人的失踪，就不是小的出入，就不能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等来含糊带过，除非刘福增和他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中国官方〃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的统计，否则就不能说这种官方统计是〃猜〃的。若说官方这种统计不够科学，那么你刘福增的〃我想〃〃杀害了很多〃的描述，又够科学吗？这是那一国的科学呢？大概只有日本人有这种轻描淡写的科学吧？
战争中杀个百八人，杀个千百人，可能勉强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含糊过去，但是杀了三十万、六百万、就是旷古绝伦的大残暴行为了，这样的行为出现了，再予以〃淡化〃，予以有含糊语句轻描淡写，这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呢？
在刘福增这篇媚日的大作发表后第六天，美联社东京二十一日电讯说：
大约四百名日本民众与学生今天在日本文部省附近举行一项和平示威，他们称，自日本窜改历史教科书争论于一个月前表面化以来，这是首次公开抗议集会。
据主办者表示，这项抗议由八个团体组织而成，其中包括〃教科书问题国民协会〃及〃亚洲妇女协会〃。
东京都大学的山位教授批评文部省处理此事失当。
看吧！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都承认日本在〃窜改〃历史；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教授，都承认日本人的不对，可是我们的中国〃政治案〃杂志发行人邓维贤，却说〃刘教授的'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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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特务
李敖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她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伊利莎白女王，就是一个。
伊利莎白女王手下的特务头子叫华兴安（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华兴安有个弟弟，也是特务头目。他们兄弟拉到一个多才的诗人兼剧作家马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ｌｏｗｅ）做同志，一块儿搞情报工作。
当时英国是一个宗教影响政治的国家，触犯国教是犯了大忌，要被活活烧死。在一五九三年，英国的名剧作家汤姆士。凯（Ｔｈｏ—ｍａｓＫｙｄ）犯了这个大忌，牵连到马罗，先后被捕。华兴安急了，赶忙把马罗保出来。
保释的条件是马罗每天向主管单位报到一次，直到审判日期为止。据说华兴安知道马罗早晚难逃一死，并且还会惨死，所以安排下计划，在这一年的三月三十号，在一个小酒店里，传出了马罗被刺的消息。其实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罗，而是一个替身。当时行刺的凶手，在一个月后就被特赦，并且又回到华兴安手下当特务。
马罗哪里去呢？据说马罗隐姓埋名，藏在特务头子华兴安的保垒里，专心写作了。写作不可不用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莎士比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而真的莎士比亚，并非一个人的真姓名，至多是一个被假借的名伶的名字。
此后莎士比亚以许多最有名的喜剧、悲剧，和十四行诗名世，但是他本人却简直没有传记可言，他个人的身世，永远是一个谜。
关于马罗是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中外人士都有所讨论，如霍夫曼（ＣａｌｖｉｎＨｏｆｆｍａｎ）、如海勃朗纳（ＲｏｂｅｒｔＬ．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如梁实秋、余光中。当然议论纷纷，终归是一个千古疑案。
这个疑案引起我一点小兴趣，就是当时英国特务的素质问题。即使莎士比亚不是特务，但马罗却是特务无疑。
而马罗是有名的诗人兼剧作家，已是文学史中的定说。由此可见，英国的特务真有办法，他们里面，水准真高，真是卧虎藏龙。从英国的特务系统类推，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治安良好的国家，都是特务水准提高的国家。即以希特勒而论，他的特务头子，竟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你说他们征服世界的思想错误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们私德不好、没有原则，他们绝不是那些敲诈勒索的军阀时代“包打听”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一本科林斯（ＦｒｅｄｅＬ．Ｃｏｌｌｉｎｓ）的《在和平与战争时中的美国联邦调查局》（ＴｈｅＦＢＩ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深叹他们特务水准的严格，真令人敬佩。尤其是他们那段特工系统的演变史，使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他们是保障人权的，而不是蹂躏人权的，那些史实，值得我们最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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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与驴
在《首都日报》上，看到一则无邪写的“比大小”的笑话，很逗。笑话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叠钱。美、法、英、意、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 这个笑话，使我想起驴的种种。
驴做为家畜，已经五千多年了。早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