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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在中国文坛上终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所载，“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期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他觉得鲁迅说不知道是意气用事，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很快，他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集团在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根究或解释，“文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第九章37。解散左联前后（3）
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但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他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随着左联的解散，一个原先叫“作家协会”而后叫“文艺家协会”的新组织，开始积极筹备起来。
出面同各方面联络的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而这两个，在左联常委分工中是归周扬负责联系的。郑振铎和傅东华为了加强号召力，又拉了茅盾做发起人。茅盾自觉他在文坛中的特殊地位，当左联内部明显地分成两派对，他开始力求保持中立，后来就随着周扬派势力的增长而一边倒了。
自《译文》事件之后，鲁迅与茅盾之间的隔阂加深了，但是还不至于发展成为很大的矛盾。在一封信里，茅盾谈到全国的救亡形势时说：“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鲁迅回信说“春天来了”的感觉未免太早，还表示了“作家协会一定小产”的看法。他想不到茅盾会成为协会的核心，只是认为与郑振铎的经营有关：到了4月26日，才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透露说，茅盾已经同郑振铎站在同一阵营里了，并且掌握了指挥权。十天后，他在信中再次讲述到协会的情况，说：“此间莲姐家已散，化为傅、郑所主持的大家族，实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似亦在内。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莲姐家”，即左联；“旧人”，指左联同人；“毛姑”就是茅盾。
在同一封信内，鲁迅还写道：
《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相合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出现。我认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第九章38。解散左联前后（4）
鲁迅所以对组织别一团体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借此打破由周扬等人计划傅郑出面主持的“大家族”的一统天下。整个中国文坛的情状是令人忧虑的。曾经与鲁迅发生论争的创造社的一群，开始同原来对立的文学研究会合流，这是一股无论凭资历或是实力都是足以左右文坛的力量。多年来尚未消除的思想矛盾，虽然经过左联这一共同体的一定程度的阻遏，因为形势的剧变，而今却有了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周扬派人反复游说鲁迅，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这种决绝的态度。
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国文艺家协会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会达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协会章程。组织庞大，机构重迭，颇有衙门化的倾向。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等办的《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可笑的是，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的慰问信。
鲁迅曾经参加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有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鲁迅作过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由，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强调宣言者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被泯灭。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鲁迅说过：“《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他是看重个人实践的。对于文艺家协会，由于是脱离了文艺家的个人实践而成为“吓成的战线”，所以他对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时，这样下断语道：“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
事实上，不多久，协会也就无疾而终了。
第九章39。解散左联前后（5）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冯雪峰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他到达上海后，次日即来到鲁迅家里。见面之后，他想不到鲁迅会冒出这样的话：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的吧？”
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鲁迅的处境，不明白这些感慨从何而来。鲁迅说话很平静，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了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接下来，鲁迅才陆续向冯雪峰谈了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包括生活书店，《译文》，以及与茅盾的关系等，毫无保留地发泄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见到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与“国际文学”口号相对立。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提出“国防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后，周立波撰文进一步明确“国防文学”的内涵，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列举岳飞、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周扬征得文委内部的胡乔木、夏衍、章汉夫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于是，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国防文学”热。
胡风是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把新的口号提了出来的。文中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特别强调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着统一主题的文学与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扬的反击。冯雪峰怕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风作任何解释。但是，文坛很快分成两派，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拉开了战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和“国防文学特辑”也都在刊物上出现了。
就在这时，鲁迅病倒了。
也恰在这时，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托派”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无力复信，便把事情委托给了冯雪峰。此外，冯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表明了对两个口号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后来，连郭沫若、茅盾都卷进去了。对于两个口号的态度，可以说，茅盾是骑墙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