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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盖骨被打开，肿瘤被切除了，但是第二个肿瘤又长了出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弗格的一位女朋友在厨房的餐桌旁说出了弗格自己一直在暗暗害怕的事：他恐怕应该想想自己可能会死的。玛丽安？费尔曼，弗格的妻子回忆说：“他几乎把她赶出去，他根本不愿意听这些话。”但是他脑子里的瘤子却一发不可收。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成胶质细胞瘤就破坏了弗格的语言中枢，麻痹了他的右臂和脸的右半部分。他妻子说：“其实我很想把他留在家里照顾他，但是他随后开始出现癫痫现象。我却只能站在一边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把他扶起来。” 这天早上，护士卡伦在帮弗格先生吃早饭。这个大胡子男人绝望地想说什么，他说，“理论上”，随后他激动地喷了几次饭，左手在空中乱抓着，“理论上……”——但是他接不下去了，沮丧地垂下手，回答着护士的“是或不是”的问题：您还疼吗？还要一块面包吗？ 病人吞咽的功能也渐渐不正常了。一块奶酪面包，几块桔子瓣——这么点儿东西他要吃上半个小时。卡伦说：“在医院里，人手那么少，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照顾一个病人。”在这里有17个工作人员照顾15位病人。一位音乐治疗师定期来看望他们，还有一位物理治疗师帮助弗格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灵活——这在他这样的生命状态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人们会说他反正马上要死了，不需要什么物理治疗。而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只要他的头还能抬起来，临死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治疗。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米歇尔？弗格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他内心的想法。而现在他不能这么做了。他妻子不想用这些问题来折磨他，每一次他试图表达什么事都会让他筋疲力尽，却徒劳无功。妻子有时会问自己：“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音乐治疗师第一次来看望他时，想到了掰腕子的游戏。她握住弗格健康的那只手，和他较力——这是一次没有言语的对话。“我感觉到了他的生命力。我们很开心。”
生命的肖像（一）米歇尔·弗格 2（图）
弗格去逝后的肖像
弗格先生住进临终关怀医院后，似乎状态真的稳定了。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阿根廷的探戈舞曲，接待访客。有一次，他女儿带来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写能比说好一些？但是即使是用键盘，她父亲也敲不出一个完整的词语了。他或者微笑，或者做鬼脸；如果他不想说话了，他就会闭上眼。而后一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弗格的生日聚会大半年后，是弗格的告别聚会。朋友们又来了，比夏天那一次聚会的圈子要小一些，但还是来了很多人。市里的交通部长也来向他告别。弗格的一个老朋友，叫做“钢琴舒尔茨”的，在临终关怀医院冬天的花园里调试着演奏爵士乐的钢琴。朋友们拥抱弗格，长久地握着他健康的那只手，有些人后来悄悄抹去眼里的泪水。弗格显然也很受感动。人们准备了糕点和香槟，最后再碰一次杯，随后“钢琴舒尔茨”弹奏起以前的老歌，陪伴心情沉重的客人们踏上回家的路。 聚会过后不久，米歇尔？弗格又一次癫痫发作。他睡得越来越沉，时间越来越长。在医院里，他也许会被推进CT室。在这里，医生佩特拉？安沃尔给他开的是可的松（激素），因为她怀疑是在他的肿瘤周围出现了积水。她知道，如果药物有效果，那么她的怀疑就是正确的。可的松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药物，和正常的人体很接近，医生在用这类药时，用自己的五种感知能力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将死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态度是很有益的。可的松使弗格的状况一度稳定下来，但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肿瘤渐渐压迫、遏制呼吸中枢，在米歇尔？弗格停止呼吸之前，他早已丧失了意志。 医生说：“弗格先生是幸运的。”所有的人都担心他的肿瘤会向另一个方向长大。肿瘤已经造成了吞咽困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面包放到他嘴里，他也不知道要去嚼去咽。根据米歇尔？弗格的病人意愿书，他不希望以非自然的方式进食。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给他流食。”佩特拉？安沃尔说。那你们还会做些什么？安沃尔想了想，然后说：“会照弗格先生的意愿去做，就是什么也不做。”
生命的肖像（一）瓦尔特劳特·贝宁 1（图）
贝宁生前的肖像
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瓦尔特劳特·贝宁 80岁，生于1922年5月29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月12日 逝于2003年1月26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 直到最后一刻，这位80岁的老太太都在躲着自己的丈夫。他们结婚56年来，没过过几天不闹别扭的日子。她想，如果他把她送出家门，那他也不用再到临终关怀医院来看她。然而后来，她还是想跟他谈谈。在最后时刻，瓦尔特劳特？贝宁好像知道得很清楚，她已经不能再迟疑下去了，她必须叫她的丈夫过来。 她丈夫马上来了，在她的病床前坐了很久。这次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两人谈完以后，贝宁太太就不再喝酒了，随后的那天，她平静地走了。 在此之前，老太太有几个星期躺在三床鸭绒被摞起来的被褥上，像一个柔弱的豌豆公主，已经没有头发的头上戴着一顶玫瑰色的安哥拉羊毛的帽子。她病弱的身体和对往事的回忆都在折磨着她。贝宁太太的童年是在东普鲁士渡过的。在那里，如果孩子们唱起德语的圣诞歌曲，他们的波兰邻居就会愤怒地砸门。后来他们躲在运送牲畜的车上逃亡到了德国。她认识贝宁先生的时候刚刚21岁，那是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半的时候，在格莱夫斯瓦尔德东部德国的一座城市。（译者注）的一次舞会上。那时她是一个逃亡中的女孩儿，而他是一名军官。他的军服那么漂亮，他的舞跳得那么好！他们结婚了，生下一儿一女。战后，俄国人想把她丈夫作为前纳粹军官送进监狱。瓦尔特劳特？贝宁也在俄国监狱里蹲了几天大牢。后来她带上自己的孩子逃跑了：在一个大雾的夜里，他们从格莱夫斯瓦尔德乘出租车逃到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然后乘坐城铁到了西德境内。她并不担心自己——只是她的孩子可千万别发生什么事！后来她的丈夫也逃了出来，他去了警察局，成了一名警探。 “他是一个暴君”，贝宁太太说，“我根本没法在他面前有自己的想法。”回忆让她激动得哭了起来，她不想再说这些。也许只说最激烈的那一次争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一年级。“坦白说，当时我很失望，因为这样我就不能有孙子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她的丈夫可不一样：对于他来说，这是种耻辱。这孩子必须被送走，必须把他扳过来，要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给他关起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后来当这一切都没有达到丈夫预期的目的时，他不让儿子进家门。但是瓦尔特劳特？贝宁却站在儿子一边，很多年里，她一直暗地里去看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了同盟军，她什么都可以跟他说，包括六年前她患上了不治之症。“那是从一次胸部手术开始的。”贝宁太太失神地去抓她的香烟。要走了，您觉得难过吗？“嗯，非常难过”，她低声说，“我一想到自己要死了，就难过极了。如果不是有孩子们……”
生命的肖像（一）瓦尔特劳特·贝宁 2（图）
贝宁去逝后的肖像
不过，这并不表示瓦尔特劳特？贝宁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是孤单的：当护工们用樱桃子的枕头给她暖脚时，她和他们调情。她热情地搂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把她从床上悠起来，就像把新娘子抱过门槛一样。任何时候，只要她提出来，护士英儿就会给她端来一杯啤酒，“上面放一朵漂亮的小花”，然后在床前陪她抽完一支烟。但是，是孩子们的看望让她能继续活下去。她的儿子每天来看她两次，大多是和男朋友一起来，她慢慢喜欢上了儿子的这个男朋友。这两个男人照顾他，让她保持好情绪。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两个人讨几支香烟，很享受的吸。偶尔还会有一杯香槟汽酒加冰块。 贝宁太太的女儿远嫁非洲，生活在冈比亚。为了能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陪在她的身边，她也回来了。她常喂妈妈吃香草冰激凌，然后两人一起看妈妈去非洲时拍的照片。那位讨人嫌的丈夫最初自然是反对她去的。但是她终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登上飞机，开始了她的生命冒险。非洲很热，所有的人都对她很友善，都很宠她。那次她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小外孙，而且马上就爱上了他。她骄傲地给我们看那个小调皮寄给她的明信片：“亲爱的姥姥！我每天都给花儿浇水，院子里还长了洋葱和柿子椒。”她从非洲回到柏林时，她丈夫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什么也不想听。可到后来，他还是变得嫉妒起来。贝宁太太向往地叹了口气：“啊，非洲！要是我再去一次非洲就好了！那个老东西让他呆在这里，但是我现在就能躺在芒果树下看鹦鹉了。在那里我感觉比这里好。” 贝宁太太的女儿后来私下澄清说：她父亲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她母亲对他从来都不满意。她不想看见自己婚姻中的暴君现在也年老衰弱了，什么也不行了。而贝宁先生却从来没有跟他的妻子承认过，他有多么害怕有一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他的妻子死在自己身边。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呆了三个星期后，瓦尔特劳特？贝宁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安。开始时向女儿抱怨说自己胳膊打战，疼痛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腰部。她哭得很可怜，谁安慰都没有用。最后她说：“让我丈夫来！”
生命的肖像（一）洛斯韦塔·帕朔莱克 1（图）
帕朔莱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