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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痊愈力量。我们甚至不敢提出陪伴她直至生命终点的请求。
在我们制作这本书的若干年中，我们一再地意识到，一个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远远还不相信，死亡真的会发生。我们多次遇到这种分裂心态，以至于我们渐渐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抱持这种心态。
我们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一种疾病的发展——尽管最后的结局其实总是一样的。在我们访问的所有临终关怀医院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曾经有过哪一位客人奇迹般地康复了。但是人们在面对死亡时那种暴露出来的情感却会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转变和决心：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戒掉了烟酒，他每天让人给他洗澡，刮胡子。当他重新找回他的尊严时，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一个从男子养老院搬来临终关怀医院的病人，在11年后第一次又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第二天他在平静的睡眠中离开了。但是这样的净化并不是总能如愿。一位女士等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与她反目多年，现在定居美国的女儿。女儿在赴德的飞机上时，她走了。
前言前言（3）
看着两个人无法相互交谈，是让人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当知道他们原本有些美好的想法想要说给彼此听。我还记得一个男人，他每天都会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虽然她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了，但是神志还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丈夫喋喋不休地讲着天气、汽车和女儿的假期计划。他只是不肯说出压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大石头。后来当他跟我说起这些时，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极了。他很想跟她道个别，为两人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谢她，告诉她，他爱她。“是什么阻止您这样去做呢？”我问他。“如果我现在告诉她我爱她，她就会想，我已经放弃她了。那她就会明白，她快要死了。”难道她不是早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吗？“也许吧。”丈夫说。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有几次她曾经想要和他谈谈自己的死。那时候他反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样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来赶走她对死亡的恐惧。她走了，没有听见他最后的爱的告白。
陪伴这对夫妇的女医生说，谈论自己的死亡，意味着暴露自己。许多人对此心存恐惧。她曾经经历过很多绝望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彼此假扮一切正常，直到最后一刻。沉默无语像一件沉重的外套，盖在将死人们的身上。留下来的人则要经年地拖着这一切走下去。家属往往希望病人能留下最后的遗言，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在弥留之际还能说话。最后的意识清醒的时刻转瞬即逝，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常常没有明天。
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只有很少几次我们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惊吓中来临的生命的终点。死亡大多是毫无戏剧性地发生：病人先是明显地虚弱下去。呼吸变得微弱，血液不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器官一个个停止工作，意识往往渐渐变得混乱。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大多数人其实早已昏迷。当然，医生的医术也帮助这一过程尽可能波澜不惊地进行。医学科学将临终的人当做病人来看待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而从那时开始，医生们已经能越来越好地减轻临终病人的生理痛苦。姑息镇痛类药物能够帮助无法治愈的病人减轻痛苦。特别是对付疼痛有很多种好办法。今天，如果使用得当，吗啡已经不会再让人丧失神志。至于其他症状，如恐惧、恶心和呼吸困难，也常常可以通过药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大部分病人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这也许也是因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搬进临终关怀医院的人知道，他在这里不会得到延长生命的救助。这里没有人工呼吸，没有起搏措施，没有成堆的机器。甚至没有白大褂。对于医生和护理人员来讲，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他们的无助和困惑的跳跃性处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不一样的是，这里提供所有能让临终病人有所放松的帮助，特别是时间。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说：“关怀有时候比药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们身边，那么呼吸困难就不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里无法得到足够的医治，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来到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想要的常常只有一个：快点儿结束生命。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这是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的奢望。而当一个星期后疼痛减轻，头脑重新清醒以后，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另一些人则不知该如何应对重新获得的时间。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虽然他还能散步，还可以在他自己带来的风琴上演奏他最喜欢的曲子。韦格纳先生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去死，为什么我还不死呢？”但是大多数病人还是在为了能多活一天而奋斗着。我印象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安乐死：海纳？施密茨，一个少言寡语、头脑敏捷的广告商，患了脑癌。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像拼图游戏的碎片一样一片片在剥落。其实海纳？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可能会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当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瓦尔特？舍尔斯家和邻居们的房子变成一片火海中的废墟时，他只有9岁。这个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他随后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从围裙的花色辨认出自己的一个邻居，又挖出一只炸断的胳膊。这些给他留下了持续一生的对尸体、骨骸和葬礼的深深恐惧。他曾经为总统，为歌剧女王，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新生儿拍摄过肖像。对于在临终关怀医院中工作，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敬畏。
前言前言（4）
我出生于1965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人。对于初次接触我也心怀忐忑。我最早的对死者肖像的记忆来源于漫画或电视：也许是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飞机的死去的机长，或是被“红军组织”（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缩写，为1967年至1998年存在于联邦德国及统一在的德国的恐怖组织，曾经制造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译者注）谋杀的汉斯？马丁？施莱亚1977年9月5日，“红军组织”绑架了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长汉斯？马丁？施莱亚，以此要挟政府释放在押的该组织成员。1977年10月19日，汉斯？马丁？施莱亚被恐怖分子枪杀。（译者注）被藏在汽车后备箱里的蜷缩的尸体。总之不是我认识的人。最近的记忆则是我在一张日报头版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维夫一次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被谋杀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遇难者的照片，读到对他们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确到分钟的报道，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但是对于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们确很少能看到什么报道或是照片。也许这是因为看到这些会让我们更容易联想到我们自己未来的终结？我们用所谓虔敬来避开这种不安。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对他的尊严的侵犯。我们不这么认为：对于刚刚离世的人，我们注视他，难道不比掉开头，不看他最后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严？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么做并没有触犯远古的禁忌时，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这种对人的自然离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讳实际是新时代的产物。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艺术家就曾充满激情地描绘过苦痛的各种形态。所有的教堂里充斥着这样的作品：我们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圣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绘成油画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战功卓著的领袖。而中心的代表则是圣母怜子图（PIETA）意大利语，特指描绘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或雕刻。（译者注）：圣母玛利亚是怎样哀痛地看着躺在她怀里的主——她的儿子，被折磨得浑身血污，额头上汗迹斑驳，两颊和嘴唇蓝紫的耶稣基督。这一幕预示着最终的解脱。而引人注意的是，身体痛苦的征状——即人性的东西——是如何以一种病态的精确被描绘出来的。
瓦尔特？舍尔斯和贝阿塔？拉考塔同洛斯韦塔？帕朔莱克在一起。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随时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们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课，所以他们显然并不避讳对死者形象的描绘。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还在时代名人的死亡肖像里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痛苦和解脱的征兆，寻找对最后的问题的答案。在照相术起始的年代，多数垂死的人是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那时候，将一位摄影师请来为逝者照一张像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将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发丝一同保存在抽屉里以作纪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国王，报纸还往往会将这样的照片登载在头版上。
我们发现，当牧师所作的“临终涂油礼”变成“病中涂油礼”之后，在大多数人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医院或护理院里等待最终时刻的来临时，这种禁忌才产生。今天，谁也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会死的，尤其不愿意通过直面将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另一种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经验：每一次在聚会时，当人们问及我们的工作时，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下转变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经验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辞世，或是母亲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则说起濒死的经验或是葬礼的习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