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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给李秀儿兑现了十万线索奖励。同时，公安局为安慰李秀儿，也为警察多少失职承担一点责任，另外付给李秀儿两万安葬费。
李秀儿拿着十二万元钱，把两万留下，另十万，一次性捐给了方方。
十天过去，方方还没有醒来。医生说，方方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在医生正式宣布方方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那时候起，李秀儿决定回一趟麻城老家。尽管多年前她带着儿子从麻城到深圳时，暗暗告诉过自己，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回麻城了，但是，现在，有两件事情逼迫着她必须回麻城。一件事情是，方方一时半刻醒不过来，她必须当面去通知她的父亲，以及她的弟弟；另一件事情时，儿子李明明出生在麻城，让他魂归故里，并按老家风俗，把他与父亲安葬到一起去。
她想，她就用儿子生命换来的这两万元钱，来办理和父亲合堆入土的事情。
她非常清楚，两件事情都是棘手的事情。在方方的事情上，忠厚老实的方方父亲可能不会怪她什么，可是，她那在武汉读大学的弟弟呢？能平淡地听她说，听她解释，然后默默地承受吗？在自己儿子的事情上，痛失长孙、长侄的杨五六的父母和兄弟，会饶恕她没有照看好儿子的责任吗？活生生从爷爷、奶奶身边带去的孙子，如今却是一盒骨灰，这让年迈的老人能面对和承受吗？甚至，不管是方方的弟弟，还是明明的爷爷，都有可能发生过急的行为，那么，自己到时怎样面对？怎样解决？
她没有底。但她不能不去面对，也必须面对。
好在记者甄诚一定要跟李秀儿去麻城。甄诚是“1？23”血案受害人系列新闻的报道者，在去往麻城采访的这一件事情上，他还约来了深圳电视台的一位摄像记者。这样，回去就有三人一道前往。李秀儿这才似乎壮了点胆。
甄诚是一位负责任，不带社会偏见，同时又善于捕捉新闻线索的记者。在李秀儿把十万线索奖金无偿地捐献给方方，作为甄诚倡议下成立的“爱心基金”下的第一笔大额捐款时，捐赠的当天，甄诚就给李秀儿做了一次专题报道。报道刊登后，在市民中反响强烈，富有爱心的人们都纷纷找到报社给方方捐款。
找到报社，找到甄诚的还有胡法官，胡法官说，为了弘扬正气，也为了挽救许多病、伤、残患者，他愿以爱人高爱莲的名义，也以爱人高爱莲的一百万稿费作为垫底，设立“高爱莲爱心基金”。
胡法官这一善举，让甄诚非常激动。他想，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啊！可是，当他满怀喜悦之情去向报社领导汇报时，领导却摇着头说：“你难道不知道？胡法官这期间，公安调查还没有完，又正在接受监察院的调查，至于‘高爱莲基金’，慢后再说，不一定都要在这个时候凑热闹！”
也好，甄诚就专心负责他的“爱心基金”和“因血案引发的爱心报道”了，更难得的是，他有机会了解方方家的一切情况了。虽然对一个当保姆、学历低，又几乎成植物人的姑娘，他不能去爱，也不敢去爱，也谈不上爱，但是，他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中的公共话语权，去关心她，关注她。毕竟，他是喜欢方方这个女孩的。因为喜欢，他也就有着十二分的热情；因为热情，他写出的文章才有生命，才有情感；因有情感，才能获得他人的赞美和共鸣。
在大学，他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他慷慨激昂的文章和演讲在学校很有知名度。2005年4月，他在重庆那家杂志社的时候，曾经秘密组织过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参加反对日本“入常”、抵制日货的活动，此一“污点”，被单位“查获”并声言要扣除了当年的年终奖时，他二话没说，愤然辞职到了深圳。虽然到深圳后，他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再当“愤青”，他自己也告诫过自己遇事不能再激动，要冷静。但是，他又很难做到。比如，这次“1？23”血案的首次报道，他洋洋洒洒万言，加了许多对社会有看法的话语以及一些激进的言论，审稿时被责任编辑砍了一大半，到总编手里时，就全部砍掉了。好在，总编意识到报纸要上发行量，要站在市民和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又把一些已经删掉的话重新圈了回来，开会时，没有打击他的积极性，还对他进行了表扬。这使甄诚像遇到了知音般，逢人就夸总编，和同学聊起深圳时，就感慨：深圳到底是深圳，言论自由多了！
因此，初到深圳的这一段时间，他酬躇满志着。
此时，火车吭噔吭噔地往北行驶，窗外的灯光像流星一样闪过，甄诚睡在卧铺的上铺，扑着身子，两眼望着窗外，思绪万千，他很想跟李秀儿——李大姐说说话，他甚至很想提醒李大姐，或者探讨一下，关于她儿子李明明的死，公安局两万元打发了她，有着一种不公平。他轻声喊了一句：“李大姐，你睡了吗？”
其实，李秀儿也像她一样，在扑着身子，看窗外闪过的景色，只是，她或许什么也没有看到，眼睛望着的方向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她侧过身来，反问甄诚：“甄记者，你还冒睡啊？”
甄诚“嗯”了一声，突然把很多要说的话打住了。因为他意识到，此时是在车上，火车早在十点就熄灯了，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睡，睡在中铺的电视台的记者都在打着鼾了，而他要说话的话，势必要影响他人睡眠，于是，装作开始要进入梦乡的状态，把要说的话像痰一样吞了回去，不再作声。
第二天早上从武昌火车站下了车，在武昌火车站附近一个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甄诚才把昨晚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甄诚说：“李大姐，你儿子去了，我们跟你一样很难过，也很同情你。据说，公安局除了兑现了十万线索奖，还给了你两万抚恤金，也就是你儿子的安葬费，有这事吗？”
李秀儿点头。
甄诚接着说：“你知道不知道公安局为什么要给你钱？”
李秀儿有点奇怪地看着面前这个小伙子，点头，但又摇头。
甄诚继续说：“你说实话，警察到的时候，你儿子已经死了还是活着？”
“活着。还跪在那里，三个该杀的在逼迫他。”李秀儿开口说。
“你打110报警，是怎么说的？”
“我讲，我讲我晓得谁是‘1？23’血案的凶手，他们有三个，此时正在威胁我儿子，我儿子可能晓得他们杀人的事。接听电话的小姐问了我具体位置后，大概两分钟的样子，就有警察跟我打电话，让我不要惊动对方，让我在沙嘴路和福荣路的交叉路口等，他们说他们五分钟之内就赶到。”
“然后呢？警察赶到后问了你什么没有？”
“他们赶到时，花了七分钟，七分钟，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害怕披头杀害我儿子，我怕他们发现，打电话声音都很小。其实，在马路上，他们是听不到的。但是，我还是小心谨慎。警察赶到后，问我详细情况，我说三个凶手在树林里，我儿子认识他们，可能是我儿子晓得他们干的坏事了，正在逼迫、威胁我儿子，扬言要杀他，你们赶快去救我儿子，也赶快去抓凶手呀。为头的警察听我咯样讲，手一挥，还做了个包围的手势，我带着他们悄悄地走进了树林。在我们摸到离披头他们位置不远的地方时，我儿子还跪在地上，在哭，披头手里的刀在挥舞着。这时，警察喊话，让他们放下凶器，讲他们被包围了。但就在披头晓得警察围住了他们的时候，扬刀刺向了我儿子，嘴巴还说‘我让你报警’，他是怀疑我儿子报的警。唉！怪我自己！”李秀儿说着说着，鼻子发酸，声音变调。
甄诚有些激动地说：“这怎么是怪你自己呢？你报警当然是对的。但是，按你刚才说的情况看，虽然客观上来说，夜晚光线不好，加之又是在树林里，影响警察的视线和判断，但是，你也说了，你明明看见披头手里扬着刀，警察也知道了你儿子跪在三个凶手的中间。在披头向你儿子挥刀砍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眼明手快地开枪制止？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警察勇敢、果断的画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出现？没有让你看到？而让你儿子的生命在警察枪口的保护下，警察的眼皮底下，也在你的焦急而痛苦的眼神下，失去了呢？这就是警察的失职或者说是不作为啊！你为什么不起诉公安局？不申请国家赔偿啊？！”
“起诉？赔偿？”李秀儿摇摇头，“我儿子也不是干净的。要不是他，方方在哪里做事，披头他们么样晓得？要不是他提供地址，爱莲大姐她们两姐妹也不会遇害啊！论说，我那个鬼崽也是死有余辜啊！”
“不，法律不是你这样来讲的，法律是没有感情的。”甄诚说，旁边一直没有作声的电视台记者也说“是的”，李秀儿这才停下自己对儿子言语的怪责，继续听甄诚说：“从感情上来说，你儿子也是该杀。但是，我跟你说，李明明没有直接参与入室抢劫和杀人，这一点，假如李明明没有遇害要承受法律的制裁的话，是比较轻的，何况，你儿子李明明未满十八岁，甚至十六岁都未满，法律就更从轻发落了。可是，现在你儿子却死了，而且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死的。这一点，就是你出于对爱莲大姐和方方她们的愧疚不追究警察的失职，不起诉公安部门，我们媒体也看不过去。不是我们屎不臭挑起臭，唯恐天下不乱，而是我们认为，作为要创建和谐社会、文明社会、法制社会，就必须处处唤醒自己的法律意识，国家执法机构尤其应该主动依照法律程序，检讨自己的执法行为和过错―――”
李秀儿惊愕的看着甄诚，面带苦涩地说：“你讲的太深奥。唉！算啦！我们抓紧时间去方方弟弟的学校。”说着，也不管甄诚他们拿好行李没，自顾自往外走。
甄诚喊道：“李大姐。”拿起行李，无奈地摇头，旁边的电视台记者说：“你也是。要学会咸吃萝卜淡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