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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作呢，何不依旧只在上海灯火迷朦的老公馆里倘佯？ 在《秧歌》的〈跋〉中，
她对此其实已经有了交代： “里边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
。她相信她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因为她相信人，相信“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我确
实知道他们没有说谎的习惯，也没有说谎的理由”。不仅相信，明摆在那里的饥荒
和对明摆着的事实撒谎，还有为什么会有饥饿与为什么会撒谎，着实令她不安。因
为，这桩桩琐事与她得自大场合大渠道的大声音大解说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
无法忘记，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并逼着她细细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权的本性。
这一切在心中“潜伏浸润”久了，无由排遣，终于写出。
张是一个对大而无当的政治理念相当疏离的人，这从她对她的两任丈夫的政治
倾向几乎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即可证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种各样理念的行为结果，即
真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出于人的本性对周边发生的一切的反应。然而，再疏离，
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从这名以细腻和鞭辟入里而见长的小说家身上失掉——或曰整
风整掉或交心交掉——，诸如对美与丑的鉴别，对幼弱的同情，对恶势力的憎恶等
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想骗她、或者让她假装天真地为政治大义哪怕稍微捧捧场，
怕都没那么容易，拿政协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员长做饵也不成。
对《秧歌》和《赤地之恋》艺术成就（或非成就）的讨论可以暂置一旁。问题是，
另一种声音终于发出来了，虽然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5＇。
《秧歌》毕竟是小说。通过小说了解人生、了解历史，只能是间接的、感性的。
更何况还是一家之言，这一家又是从未到过乡下的大小姐。不错，张爱玲无法与土
生土长的浩然比，也无法与带了任务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尽情调阅资
料的丁玲、周立波一干人比，当然更不能与喉舌们比。我们尽可以多听听，然后在
心里对他们诸家做个比较。还好，就在文人与文学只能“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
不甘与不擅围绕者，就到一边去弄风月，于是只能“常使读者带笑（嘲笑）看”的今
天，终于有学者走出来了。于是，科学地分析土改，分析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作用，已成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镶《日记摘编》已于今年发表（《
史学理论》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
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
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
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当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
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
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
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
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
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
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毛主席于1947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
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
（李进、李敏、李纳）。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
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的责任问题： 谁都知道，这小书不
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顶雷
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
编辑： 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
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
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
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
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李鹏先生的大福？
注释：
＇1＇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
＇2＇ 《凯歌行进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别见柯灵《遥寄张爱玲》和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4＇ 张爱玲：《写什么》
＇5＇ 最近有幸听到一位在这边正红得炙手的也如张爱玲当年那么年轻的女小说
家对社会人生创作等等所发的议论。当被问及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时，她笑起来，倩
兮盼兮间透出怜悯与鄙夷：“责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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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包裹着的宣传
——《鸦片战争》心解＇1＇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导演谢晋发愿拍成“历史巨片”的《鸦片战争》，赶在一九九七年“七·一”这个大日子前如期“献礼”了。虽然没有像《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夫唱妇随》那样被明确告喻为“主旋律影片”，但《鸦片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享受到了上述数片的待遇：公映前，审片领导点头称许；公映时，国内报纸好评如潮，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倒也十分热闹。广电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一齐关注，发出通知要求做好宣传、发行、放映工作，以至于从一号到七号，笔者问了城北城西好几家电影院，竟然任何一天的票都订不到。订票处开始以为又有公费请客的生意，等到弄清楚我们一共不过两、三个人，便失去兴趣：“七号以前都是包场。”说毕啪地一声挂断电话。
好不容易等到声势浩大的各项回归庆典陆续收场，如笔者般自掏腰包的个人观众才得以到重新开放的电影院“后睹为快”。因为上座不足十分之一，电影院连冷气都懒得开，观众们一边欣赏这血火巨片，一边噼噼啪啪赶蚊子。剧终散场，想想这十五块钱花得实在冤枉——差不多是普通北京人一天的生活费！
掏钱买票的观众自然要问，一部“历史巨片”应具备什么因素？或者说，他们应该享受哪些服务？想来至少须有三点：
历史大脉络真实可信；
细节（包括人物）的艺术虚构成功；
艺术家们，当然主要是导演，特别是象该片导演这样怀着“一种长久的民族感情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艺术宿债”名导演，要有真诚的历史反思来启发观众。
下面仅以观众的感受，而非圈内捧场或各级宣传部门的精神，来检讨这部影片。
（一） 电影的开头
紫禁城暴雨如注，上谕讨论“严禁鸦片吸食立斩”的廷寄纷纷发往各地疆臣，字幕打出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然后是林则徐一脸郑重写奏折的画面，接着他厚重的画外音响起：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大患。臣以为，如再犹豫不决，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防。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
这个开头颇具气势，大概可以震住不少观众，让他们油然生起亡国之忧思。问题是，林则徐不可能在1838年7月时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样的话。他要是有这份远见，把外国人作为一个有意图有能力亡我国灭我种的敌对力量来考虑，就不会在禁烟中犯下轻敌的错误（这个错误电影也是承认的）。甚至当时全清国上下究竟有没有人有这份远见，都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直到1842年战争已近尾声，道光皇帝还在和文臣武将们琢磨：“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
再说，林则徐也相当不可能在奏折中使用“洋人”一词。直到鸦片战争后又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国的咸丰皇帝拖妻带子逃到热河，让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战后通过条约规定，外国人才有幸被满大人中性地称为“洋人”。在此前的奏章谕旨和著述中，他们一概被斥为“蛮夷”。这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用词问题，而事关着天朝的体统，而体统——该片导演也在电影中承认——是天朝的君臣心目中头等的大事。
还有“亡国灭种”，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令“无数革命先烈”最为痛心疾首的焦虑，以抗战街头宣传起家的谢晋，对这一口号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则徐不是宣传队员，他不可能有这种值得尊敬的忧虑——“亡国灭种”之忧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识到、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挂在嘴边上的，那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十年的事了。林则徐和所有参加禁烟大讨论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鸦片造成的银荒，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外国人只是遥远模糊、无关痛痒的事物，是作为奇闻异事载于典册而聊备一观的——“外国人颠覆天朝”是当时大清国的君臣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该片导演由不得林则徐按照历史条件去思想和说话，他需要林则徐替自己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句林则徐的《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没一点影子的远见卓识，在把“洋人”刻画为居心险恶的下毒者（而不仅仅是贩毒者）的同时，鸦片战争便被渲染为一场保种保国的壮烈的卫国战争了。
问题是，鸦片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