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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27。7万吨； 粗砂石3 万吨，居世界第四位
＇3＇ 预计2000年时下水过坝运量为1550万吨
灾难性的政治工程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三峡工程终于宣布正式开工。
几年来，不少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对灾难性大坝也有所了解的朋友一直在问
： “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非要上这个工程不可？ 他们，那些高层人物，
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
怎么会不知道？ 江泽民收到过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劝信？ 杨尚昆清楚
地表述过军方的担忧； 乔石一再提醒宣传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
还特别担心把移民问题简单化； 聪明肯学习的李瑞环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已相当细
致，已分别对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问； 主管组织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
模型只定性是不够的，要有定量分析”这样很专业的见解； 丁关根担心的是这样
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就连李鹏也明白说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
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更不要说省长会议已经把
话放在那儿了： 不能为了这一个工程而挤各省项目。
但三峡工程一直“宣传一面倒”地获得了人大的通过； 又违背人大决议，将
“列入十年规划”强挤入“八五计划”； 还不顾专家们就移民与泥沙这两个几乎
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迹工作者的近乎绝望的吁请，抢着、
赶着基础开挖，宣布了正式开工。
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
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
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
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
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 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
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
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
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
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
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
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
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
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
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 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
大。〃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年第3 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
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
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 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
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993
分文不发目的何在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大家都知道，三峡工程会淹掉一批珍贵文物。政府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代
表政府具体负责的三建委（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当局，打算怎么处置
呢？
新中国的官员们，先前的是比较熟悉革命，眼下的是比较熟悉工程技术。对文
物保护，除了它在旅游和贸易上的小小功能而外，恐怕大都不甚了了。这就是为什
么1988年底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通过的《论证报告》，412
位专家中无一位文物考古专家、336 页的洋洋报告中，文物只占了1/3 页； 1992
年国务院提请人大审议兴建议案时，对文物保护，在《总理讲话》中李鹏只字未提，
副总理邹家华万言《说明》中只有一句“对文物古迹要尽可能地搬迁和保护”，获
得通过时当然也就没有专门列项，只将世上独一无二的枯水题刻、石宝寨、古墓葬
群等按其须“搬移”这一特征而归到了移民项下。所幸中国还有科学院、研究所和
数十所有声望的大学。在三峡工程当局对此尚未列入日程——当然也就没有钱——
的情况下，挤出自己本来就万分拮据的科研费，于1993年底开始了规划调查，也就
是说，先要弄清楚，三峡工程将要淹掉的，究竟有些什么。
当时，28所研究机构数百名科学家同时出发到现场，有的教师只住一天6 元钱
的旅店，其艰苦可想而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后来成立的文物保护规划制定小
组组长俞伟超当时用自己的名义签字画押，借钱救急。
这次摸底并一板一眼地制定出保护规划，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了今年5 月，
规划上交，只等中央有关部门尽快审批下来，以便着手工作，因为用当局的话说，
“双喜临门”（香港回归、大坝截流）在即，坝前水位将达82。28 米，西边的巴东
县将达105 米（这一情况，三建委当局居然没有向负责文物保护的机构通报！），
规划中认定的130 多处文物点即将淹没，抢救时间已剩下不到一年多一点了。
令他们不解的是，日夜兼程地制定并送上的规划，三个月过去，竟是毫无回音。
怎么回事？
有人猜测，这规划是不是作得太大，花钱太多，让政府为难了？ 这话听起来
让人同情，但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政府在这方面有责任而且也确实投入了力量。
怎奈以有限的财力人力，1949年以来，在陕西河南等“又多又好作”的地块的发掘
只不过开了个头，地势险峻、交通闭塞的三峡地区根本还排不上号。这一回因工程
迫在眉睫，考古专家们觉得再困难也得上了。不料勘察下来，竟使考古界欣喜万端。
这是由于，过去因为知之有限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巴楚文明，地下探测结论既出，
呈现出一派辉煌。学者们不但探明了巴楚文化的交接处，还找到了巴文化的中心。
更有甚者，这数千年前巴人的后裔土家族，还极为兴旺地生活在长江中游的支流上，
并产生了如沈从文、黄永玉这样强悍的族人后裔。将对巴人的考古发掘与对今天的
土家民族、民俗研究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考古学的前沿——世界上尚无这样
现成的一个范例。
三建委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1992年《议案说明附件》给
出“古迹44处”时，集合了真正的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规划》还没有作出来。但
今年给出的《规划》是不是有点太过兴奋、太本位？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学
者们出于专业判断，初步探明应该保护的共有1271项。考虑到实际予以保护的可能，
这次列入《规划》的，只有他们认为应该作的1/10，如地下本应作829 处共2000万
平米，他们忍痛只报了50处200 万平米； 如按照世界水电工程通例，凡具有相当
文化容量的地区，文物保护经费应占到总投资的3％—5％，这就是说，若按三峡工程
官方给出的1200亿计，应为30—60亿； 若按三建委的负责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问
时的6000亿计，就是180 —300 亿； 即使按照1992年通过的《议案》中的570 亿
计，也有17—28亿。在《规划》中，他们非常克制地申请的是19个亿。而考虑到95
年规划组长俞伟超已得知国家只肯拿出3 个亿这一现实，规划决定只为1996年最急
迫的工作申请3 亿中的1/10，即 3000 万。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体谅
国家了吧。
然而，据他们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复是： 一个钱也没有！ 这怎
么可能呢？ 千方百计探询，方知《规划》送上之后，当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该
项工作的专家，看能不能本着体谅政府的态度，删掉一些文物项目。不料这一回，
竟连遭数度拒绝。最后，终于有一名毕业于民族学院的年轻的副教授脱颖而出，主
动致信当局，提出《规划》没有体现“重点保护”的原则，给了对文物保护“分文
没有”的行为以学术性的理论依据。
难怪56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甚至包括前红军和前官员要紧急呼吁了。
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信由执政的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盖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
等了10天，仍不见任何动静。总书记连他们这批“国宝”都不打算理了么？ 这情
景该不会被处在一线、从而不得不常与三建委官员打交道的俞伟超“不幸而言中”
吧——去年，俞馆长回答我的提问时说的是，“我的感觉，现在似乎是，我就是有
了钱也不给你，拖到最后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当面给他提出来：
你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
政府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