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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朝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乌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那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骂。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