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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
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
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
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
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
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
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
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
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
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
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
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
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
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
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
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
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
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
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
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
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
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
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
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
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
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
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
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
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
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
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
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
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
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
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
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
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
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
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
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
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
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
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
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
“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
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
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
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
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
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
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
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
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
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
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
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
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
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
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
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
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
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
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
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
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
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
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
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
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
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
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
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
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
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
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
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
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
用中共当时的话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
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
日、伪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占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
分之一）”。这一数字固然带有我们相当熟悉的宣传味道，但中共作为抗日的一支
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迫使日军早日彻底投降，即使在美国总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将
武器装备分别提供给国共双方；一是只给政府，由政府决定给不给它辖下的中共军
队。前一种意见从逻辑上看本来不错，无奈当时世界正处在两大意识形态瓜分全球
和恐共反共勃兴期，很少有人会对扶持共产党的军队投赞成票。罗斯福于是召回谢
伟思、召回史迪威，并以蒙古、东北等利益换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许诺，把宝押
在了“国父传人”蒋介石身上。蒋这方面，当然也信誓旦旦，许诺改革开放、许诺
反腐倡廉、许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
如果一切都像设想的那样，当然皆大欢喜，美国总统为中国安排的美好前景也
即刻可告实现。不料事情的发展竟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没有得到美国装备、还被
苏联贬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