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
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
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
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
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
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
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
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
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
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
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
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
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
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
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
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
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
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
未完，接下一部分
国共纷争（下）
戴晴（作者惠寄）
13 “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着
国际的命令“从天而降”——乘着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
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
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局面。更具体地说，在王明这位中共驻国际代表回国前，斯大林
曾亲自约见他，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里”；国际还明确指示，与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
线”。简直句句与毛在洛川会议之后勉强推行的既定方针——“抗日打政治仗，军
事上保存实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见，总有一番亲热。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张闻天首先介绍了
这名“青年俊杰”对党的贡献，毛泽东接着致欢迎词《引水思源》——欢迎那个无
论过去、还是当时都令他切齿的家伙：“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
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机组），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即王明夫妇、康生夫妇和
陈云）。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今天陈绍禹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
就是‘喜从天降’？ 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
其本源是什么呢？ 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统一战线
的长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谁掘出来的呢？ 那正是我们今晚热烈欢迎的王明
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统一战线的成就，王明同志
应居首功。”
以这种语气与格调说话，在毛泽东是十分罕见的，可能出于对国际支援的感戴，
也可能出于当时对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则意气飞扬，在传达了国际“圣旨”之余，
以“熟悉莫斯科意图”之姿态，对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提出了批评。据那时既拥
戴毛、又想努力抗日杀敌的彭德怀回忆：“会议时间很长，好象是快天明才散会。
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
会后，王明志得意满地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发表热情洋溢的“时局宣言”。
对洛川会议消极怠工的周恩来，此时态度积极起来，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
为他写上这样一笔：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
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对王明乔模乔样靠拢政府奉命抗战，毛泽东是如此形容的：“梳妆打扮送上门
去，蒋介石则‘一个耳光打出来’”。此话与事实接近的程度，后人各有评说，但
毛泽东的又恨又酸，并非没有缘故。王明乘着有国际又有政府势头，要求召开没有
将领们列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反洛川会议精神”
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
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等等。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
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
据李维汉回忆，从王明归来算起，“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
立的地位。”毛自己也说：“当时，我是孤立的。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
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对此等“原则问题”的坚持，确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只是国与共之间
的仇恨，却是结得更紧了。
14毛泽东与美帝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
在梦里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
手里实现了。当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
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
认识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余地。从1948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
实就是毛泽东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
政府（或称“华尔街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著称。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
了全民一致的立场。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
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经在其地下党的
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一而
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
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
们是传达他的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
北京之前，他与美国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盟国希望尽快
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机会
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长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
道原子弹的投放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
争的事实。于是，胜利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
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
直不敢相信，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
的是，如果今天中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
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
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
特别想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
心世界前途？关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
性”。他对谢伟思说，“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
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
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
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
是不是争取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
得人心”，质问“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
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