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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
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
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
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
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
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
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
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
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
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
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
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
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
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
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
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
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
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
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
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
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
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
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
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
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
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
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
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
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
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
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
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
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
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
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
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
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
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
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
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
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
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
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
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
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
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
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
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
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
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
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
“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
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
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
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
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
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
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
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
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
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
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 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
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
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
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
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
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
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
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
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
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
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
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
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
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
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
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
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
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