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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
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
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
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
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
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
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
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
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
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
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
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
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
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
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
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
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
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
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
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
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
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
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
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
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
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
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
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
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
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
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
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
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
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
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
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
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
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
—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
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
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
“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
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
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
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
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
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
“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
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
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
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
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
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
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
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
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
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
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
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
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
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
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
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
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
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
“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
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
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
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
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
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
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
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
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
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
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
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
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
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
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
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
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
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当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