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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正常社会轨道的游民比那些正常的“石民”往往有更为纷繁复杂
的生活经历、有更为曲折艰辛的生活道路，甚至，他们有属于自己一伙的社
会。因而他们便有了自己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虽然这还不能完全脱离封
建文化体系，甚至比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显得更缺少理性、更没有是非观念、
更野蛮黑暗；然而，它也确实有其独特的一面。游民们在创造自己的文化，
这种文化在古代社会中是有别于正统文化的。
游民文化集中表现在其独特的思想意识上。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
“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
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
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
们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
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他们又很少文化教养，因此也就没有文饰的
习惯。一些在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心态、性格、观念，在游民看
来则毫无必要。因此游民意识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
面。它必然与社会正统的风俗习惯、正统思想舆论形成剧烈的冲突，为封建
统治阶级所不容。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
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
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
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于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
最大的利益。五代以后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除了元朝与清朝的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外，其他时期皆有大量的游民投入了生死格斗，并从中获取了最大的
利益。因为没有物质和各种关系作为依靠，要改善自己的地位、甚至要生存，
都要和与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人们模仿宗法制度结成各种各样的团体（从简单
的结拜兄弟到秘密会社）。由于苦难与生活的压迫，他们的感情麻木了，视
野蛮残暴如平常。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血溅鸳鸯楼；李逵闹江州，
宋江杀黄文炳等等皆写得细腻生动。这些描写不仅现代读者不能接受，而且
也不会为封建时代主流舆论所首肯。
游民知识分子更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料中吸取许多对他们来说有用的东
西。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
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他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
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
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
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
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
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
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
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我们现在研究游民问题，目的不单纯在于揭示自宋代以来的城市之中存
在一个游民阶层和他们有着独特的思想意识、群体性格以及这个群体中的知
识分子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而且，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
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增多以及社会控制的相对弱化，游民的数量也陡然
增加。这些人们是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是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因此，考察游民的群体性格及其
思想意识并寻求恰切的对策，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水浒气”与“三国气”
前两年，北京西郊万寿路开了一家小饭馆，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名叫
“聚义亭”。很显然，它是在模仿水泊梁山的聚义厅。这不仅反映了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入繁华的、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大城市的
困惑，以及他们对联合起来共同与命运抗争的渴望；而且也说明了这些文化
程度不高的外地青年人没有新的思想意识与合乎现代社会运作方式的手段，
用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模仿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三
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所宣扬的义与义气，把它当作团结与自己命运相同人的
手段。而所谓的义与义气，只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是极其盲目的。它不
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对个人来说也并非福音，甚至会把他们引上歧
途。鲁迅曾用“水浒气”与“三国气”描绘社会还普遍存在的游民习气，这
是令他极其厌恶的。社会之所以有此二“气”，是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分
不开的。
通俗文艺作品除了某些为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服务的以外，大多是商业性
质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城市
形制的变化，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居民增多（宋代十万人口以上城市有45
个之多），社会相对安定，谋生较易，这些都使人们对于娱乐的要求十分迫
切。于是，游民知识分子便多了一条求生之路，他们充当说书艺人、书会才
人，创作与表演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作为作者与表演者的江湖人，不能不
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反映到其创作与演出中去，而
听众和观众中也有不少是城市游民，通俗文艺的创作者与表演者必然有意识
地去迎和这类听众和观众的趣味与爱好。因此，当时必有相当数量的通俗作
品是描写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与情绪的。
宋代的话本流传下来的不多，可是元明两代许多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小
说、唱本、戏曲）是宋代作品的改写和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一些是描写游民
冒险生涯和发迹过程的。如《五代史平话》中关于刘知远、李三娘、郭威的
故事；《杨温拦路虎》中所写的绿林英雄的故事都是证据；但最典型的还是
“水浒”和“三国”的故事。水浒中的许多英雄是游民出身，如武松、李逵、
鲁智深、时迁；有些不是游民出身，但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变成了游民，如宋
江、林冲、史进等。“三国”原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空间，可是这些帝王将相
——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故事，经过江湖艺人的加工改造也都游民
化了。我们从《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
出身传》等三国故事来看，作者往往借历史写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国志平
话》把刘关张写成与自己类似的一伙（这与刘备曾织席贩履、关羽曾经“亡
命”有关）。他们的经历、立身行事乃至说话的声口皆似游民。如张飞怒打
督邮100 棒，督邮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把脚吊在门楼的四角上，
然后刘关张三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刘关张桃
园结义之后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也就是造反打天下）。刘备对关羽、张飞说：
你们二人有妻小，“恐有回心”，让他们杀掉全家。关羽、张飞欲自杀其家
小而不忍，于是两人相约定互杀其家。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了关
家大小18 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放走关羽已经怀了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
下了关索，成为盖世英雄。自然关羽也杀了张飞的一家。这个故事在今人看
来既残忍又古怪，但它确实反映了亡命中的游民们在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之前
的心态。李自成数度被困，当他突围之前也要把老营中的妇女、儿童足以成
为累赘者杀干净，直到清末民初一些地区的土匪举事还有这种风俗。这与主
流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在危难之时“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是大
不相同的。
元明之际形成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虽然经过文人的修订加工，
但由于罗贯中、施耐庵也是浪迹江湖、溷迹下层社会的文士，又处于社会动
荡与改朝换代之际，对这两个传统故事中所讲述的游民生活及其中蕴涵的游
民情绪和所表达的游民意识必然十分理解，并产生共鸣。因而游民意识在这
两部书中有系统的反映，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这两部书中所反映的思
想情绪与文人士大夫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文人士大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
识的，儒家主张“君子群而不党”，主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的。可是《水浒传》中却呈现出强烈的帮派意识，其倾向
极其鲜明，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他们正确判断极简单的是非曲直。游民的无
是非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表现在一切以自己的帮派的利益为标准。《水浒
传》中写了许多干剪径打劫、杀人放火勾当的绿林豪强，但书中只肯定与梁
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对于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
乙、王庆、田虎、方腊等却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与梁山属于一个
帮派系统。《水浒传》前七十回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
梁山天罡、地煞的态度为依归，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几十年来评
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多用“逼上梁山”来概括，意为江湖好汉上梁山是
封建统治者逼迫、压迫的结果。这当然是许多好汉所走的道路，但也还有为
数不少的人上梁山是被梁山好汉逼的，如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为了“请”
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