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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穴”，那末很可能会激起他藉搬弄学问来建筑一套自我防护的体制。像这个样子的混乱论争，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要能解决中国文化是否比西方文化优秀这类问题，首先必须建筑导向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路。道路没有铺好，我们是无法走到一定的目的地的。从最低限度来说，中国文化是否优秀过于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在“优秀”的标准没有订立以前，任何论争都没有意义。复次，如果我们尚未建立起公认的世界文化典范，那末说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没有意义，说中国文化劣于西方文化也没有意义。同样，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说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没有意义，说西方文化劣于中国文化也没有意义。不过，如果我们拿“适者生存”来做标准来评判近代西方文化和在近代的中国文化，说谁优于谁，那末便不是无意义的。
“适者生存”的原则适于说明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大量现象。这个原则，稍作必要的修改，也可适用于一个一个的文化之生存发展和萎缩以至于消亡。如果任一文化能够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这个文化是优秀的。如果任一文化既不能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又不能适应它外部的环境，那末我们就说它是不优秀的。我们可以根据这条原则来观察并衡断古往今来的许多文化。在吾人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也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有的文化寿命长，有的文化寿命短。无论一个文化的寿命长或短，我们总没有理由说一个文化的寿命一定是与人类的寿命等长的。一个文化的寿命之短或长，除了生物逻辑和自然逻辑的原因以外，通常是与它对内部及外部的适应力相关的。人类文化的发生已经约有一百万年以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文化有这么长的历史。在事实上，许许多多文化寂灭了，另外有些文化在转形中扬弃着他们的过去阶段。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不见了；美洲的马耶文化（Mayaculture）、印加文化（Incaculture）都是颇高的，但是今日只有遗迹可寻；埃及文化已经蜕变得面目全非；近东的古文化已为石油所淹没；印度文化正在蜕变的过程里。自从中英战争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困难中变迁。近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出了问题衍生出来的。而文化问题则围绕在“变”与“不变”这个轴心上打转。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近代的重大问题，必须把握着这个轴心。无论中国人自己愿意不愿意，中国文化事实上是在变迁过程中。然而，不幸之至，这一变迁的开端是“船坚炮利”逼出来的。这是一个不良的开端。以后中国文化的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也与这一不良的开端有关。可是，无论良或不良，开端既始，巨大的变动正在进行。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藉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自从地球生成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变是无可抑制的。问题在怎样变，问题在能否把握变，问题在如何变才不会乱。如果科学的理知对于认知并且进而对处理人类的现状和将来能够多少发生作用的话，那末我们就不是没有理由来关切：怎样变才可满足有血、有肉、有心灵的个人之要求，怎样才适合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大环境，怎样才能给大家一个确可见及的光明远景。
我们要能使这些问题走上解答的途径，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首先，我们必须明了什么是文化；其次，我们必须明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再次，我们必须明了变动里的中国社会文化。我们把这些基本条件弄清楚了，然后可以进而对于中国文化的前途作一番探讨。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二 文化的定义（1）
近年来，许多人士热心探讨文化问题，甚至引起论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文化”一词，在知识分子之间用得太松泛，因而易于引起思想和讨论的混乱。同时，文化固然不能离开价值；但是，我们在“论及”文化时，是把这里的价值当做一种对象来看待。我们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我们在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之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正犹之乎医师在诊断病情时只能问某一病疾的实况怎样怎样，而绝不可问某病该不该患。问某病该不该患，那是伦理家的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尤其是，医师在诊断病情时，不可有意无意预存对某种疾病的好恶之情。就一位伦理家的立场来说，也许患梅毒是一件可恶的事。但是，就一位医师的立场来说，既不可喜好梅毒，又不可厌恶梅毒。“论及”文化也是一样，论及者不可同时将自己对于作为论及的对象的价值戴上价值颜色的眼镜来看。当然，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可是，为了得到论断的客观效准，我们须尽力之所及来办。办这件事的简易方法之一，是我们在论及文化时使用直叙语言。复次，许多人士在谈论文化问题时仿佛很起劲。可是，稍一究诘，文化是什么，也许大家会多少感到茫然。这种情形，不独中国文化分子为然，外国知识分子也常如此。罗威勒（）说得很妙：
……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文化”一词在近代人类学上的专门意义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一八七一年的用法。德文Kultur则始于一七九三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有些人士所谈文化正如克鲁伯等人类学家所说，只能算是似是而非的历史重建。在中国文化里，目前若干人士将“历史”与“文化”随意地联在一起，并且染以“道统”和“理学”色彩，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构造。这样谈文化，也许是志在恢复正在激变中的原有文化。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认知文化。我们要认知文化，最好是看以研究文化为专业者所作切实经验的研究之成果。我们要能接近这些成果，最好是知道他们对于文化所下定义。
显然得很，我们要了解文化，所需触及的方相（aspects）势必极其广涵。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制度，到科学与工业无一不包含在文化以内。因此，我们要了解文化，不可不从了解文化的这么多方相着手。可是，就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论，我们不需要触及这么广。复次，我们也不能触及这么广。就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论，我们只需知道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所论列的关于文化之最基本的部分。即令是这最基本的部分，我们现在只撮取与本文题旨相干的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现在从什么是文化这个节目开始。
关于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之论争，从大学士倭仁于一八六七年上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九十八年。在这么长久的论争中，有传统主义者的回向源头论，有中体西用论，有本位文化论，有全盘西化论，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在这么多的论争之中，大家都忙着各抒己见，或者抨击对方。然而，如前所述，关于“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却很少人去把它弄清楚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也许正是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之一吧！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多得很。也许，关于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藉着论理不可能得到一个决定性的解决。时至今日，面对这样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只有天真的愚勇者才对自己的解答持绝对正确的猛勇信心。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多少查出不同议论之所以发生的原因，那末多少可能有助于论争的解决。围绕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中许多议论之所以相左，原因相当复杂。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对这些复杂的原因一一加以分析。我们现在所须做的，是挑出这些复杂原因里与目前的讨论特别相关的几种。
围绕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中许多议论之所以相左，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种：第一，各方面的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不同；第二，讨论的技术不讲求；第三，认知不清楚。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与别人不同，而且他的逻辑推演程序又对，那末他所发议论会机械地与别人的不同。有的人一谈到中国文化，便像老式的中国人提到自己的父亲似的，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父亲意象化，对之有无穷的爱慕与向往之情。因此，如果你对中国文化作批评时所得结论有不利于文化尊严的部分，即令你所作的批评是极有根据的，他也不能接受，甚至于冒火。有的人士则刚好相反。这种人士一提到中国文化，认系万恶之源，务必扫除尽净而后快。另外有些人士则以做和事佬为己任，两边的议论都舍弃一部分，也都抓住一部分，糅合在一起。这些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之不同，正是由于各方的遂生过程、性格形成、情感生活和价值观念不同所致。这些因素的构成，真不是一朝一夕。因此，到了临时交手讨论，要人改变态度和基本出发点，除非采用不太文明的“洗脑”办法或诉诸巨棒，否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讨论的技术和认知的获得则是客观的，是属于训练方面的事。我们现在从认知层面开始。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主张保持传统中国文化。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主张全盘西化。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作文化论争中的和事佬。但是，他们在各事所事以前，必须认知文化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展望》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二 文化的定义（2）
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ClydeKluckhohn）藉翁特瑞纳（WayneUnter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