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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经解下
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通经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异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僣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於僣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卫氏之《元包》，司马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
至《孝经》，虽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马氏之书，俗儒所依讬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讬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经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鞾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书，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不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不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卷二 内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幹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