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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於《周臣》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於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於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一、典章宜归详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较人物为略，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学校祭祀，一切开载会典者，苟州县所常举行，岂可因而不载？会典简帙浩繁，购阅非易。使散在州县各志，则人人可观，岂非盛事？况州县举行之典，不过多费梨枣十馀枚耳。今志多删不载，未知所谓。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伪《苏注杜诗》，其不可强通者，则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觉其伪者，转矫之曰：古人文字，从无自注。然则如司马《潜虚》，自加象传，又何如耶？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非志体所宜尔。
一、文选宜相辅佐也。诗文杂体入艺文志，固非体裁，是以前书欲取各体归於传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无覯者，以学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诗文赋颂，无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辑之也。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然综核者事详，而因以及文。文有关於土风人事者，其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钜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近楚抚於《湖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明文录》外，更撰《三吴文献录》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浅陋寡闻，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类及。何如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当亦不为无补。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盍乘间为当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传例也。列女名传，创於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班、马二史，均阙此传。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史因之，遂为定则。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於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狂瞽之言，幸惟择之！醉中草草，勿罪。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二）
辱示《文选》义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复。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由六朝视两汉，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则子夏《诗序》，屈子《离骚》而外，无他策焉。亦犹天汉视先秦，略已，周则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则本纪略载而外，不更详焉。昭明兼八代，《史记》采三古，而又当创事，故例疏而文约。《文苑》、《文鉴》，皆包括一代；《汉书》《唐书》，皆专纪一朝；而又藉前规，故条密而文详。《文苑》之补载陈随，则续昭明之未备；《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明之未登。亦犹班固《地志》之兼采《职方》、《禹贡》，《隋书》诸志之补述梁、陈、周、齐，例以义起，斟酌损益，固无不可耳。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工拙繁简，不可屑屑校重。读书者但当采掇大意，以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来书云：〃得兄所论《文选》义例，甚以为不然。文章一道，所该甚广，史特其中一类耳。选家之例，繁博不伦，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拟之。若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萧唐诸选，削趾适履，求其一得符合。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东西两京文字，入选寥寥，而班、范两史排纂，遂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书，班史不载，便近齐梁小儿，果选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选之不逮乎？编年有《纲目》，纪传有廿一史，历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复思配以文选，连床架屋，岂为风云月露之辞，可以补柱下之藏耶？选事仿於六朝，而史体亦坏於是，选之无裨於史明矣。考镜古今，论列得失，在乎卓荦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妇叹，均可观采，岂皆与史等哉？昔人称杜甫诗史，而杨万里驳之，以为《诗经》果可兼《尚书》否？兄观书素卓荦，而今言犹似牵於训诂然者，仆窃不喜。或有不然，速赐裁示！〃
惠书甚华而能辨，所赐於仆，岂浅鲜哉？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虚，故敢以书报。文章一道，体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岂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类，则类将不胜其繁。《伯夷》、《屈原》诸传，夹叙夹议；而《庄周》、《列子》之书，又多假叙事以行文。兄以选例不可一概，则此等文字，将何以画分乎？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馀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於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於是中者，如《鸱枭》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传》之类；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两京文字，入选甚少，不敌班、范所收，使当年早有如选《文苑》其人，裁为大部盛典，则两汉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体坏於六朝，自是风气日下，非关《文选》。昭明所收过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顾斤斤画文於史外，其见尚可谓之卓荦否？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故驳诗史之说。以兄之卓见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议 （呈天门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讬。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徵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今拟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先陈事宜，后定凡例，庶乎画宫於堵之意云。
一，议职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
二，议考证。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徵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钜细无遗，永垂信史。
三，议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凡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