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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他回过头来看他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生出许多感慨，他的那些同学多半现在都“不怎么的”，虽然他们大多数也上了大学分别进了当时最好的单位，但是因为缺乏来自自身的超越意识，大多也都安于现状，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这些人多数都“不怎么样，杳无声息了”。W15说，这些人基本的生活还可以，也有安稳的生活，但是感觉到他们就是一种生活化的东西了，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们没有一种“内在的、往前冲”的东西，也没有更多的想法，比较安于现状，可想而知，他们再往后走就很难说了。总之，他们中间基本上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很优秀的人，也没有在社会上能够发挥比较出色作用的人。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开始他们有的分到了一些很好的单位，收入相对高一点，比方说去了外贸部门，但是现在整个行业不景气了，所以他们也就不行了。而W15自己则在与同学的对比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有了自信”。而且不知不觉就发现，以前觉得不会做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就建立了自信心了。他打了个简单的比方，“突然叫你去赌博，你觉得哎呀我怕输，结果赌了十天半个月了，你却一直在赢，你是不是越来越敢赌了？自信也是这么个道理。事情总是在朝好的方面发展，这样你就建立起自信心来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老是在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会越来越不自信了，最后可能就放弃掉了。”
W15曾和我探讨过人的成就动机，为什么有的家庭地位很优越，也能够给子女提供很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但是子女的职业成就就是平平常常，相反，有的家庭根本给不了孩子什么条件，孩子却很成才。这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却不得解答的问题。马斯洛著名的动机需求五层次认为人具有生理需求、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些需要是从低级到高级排序，当低级需要满足之后才有精力去顾及更高层次的需要。米德的“概化他人”的观点则认为：人对自身的看法往往来自他所感觉到的别人对他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些访谈对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来自自身和周围人的比较，来判断自己具有某方面的资本，这种资本可能是先赋的，是自身或家庭本来就有的，也可能来自自己的努力后天获得的，在某种情境下，他发现自己的这种资本并非人人具备，这使他认定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身上具有某些方面的价值，而这种对自己价值的确定又反过来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去追求他所感受到的这种资本，从而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因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资本的确认，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生活场域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大多是由高考这架“社会地位的提升机”所造就的。1977年以后重新恢复高考，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加。埃尔德曾经指出：“即使是极端聪明和勤奋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不能超越灾难的影响而获得生活的成功。”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第467页。雅斯贝尔斯也指出：“教育正是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人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一个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也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谢维和：《教育活动中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69页。事实上，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许多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19页。如此，在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的获得不仅来自家庭的传承，同样来自借助于自身的成就动机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同时，一旦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还会不断接受继续教育以保持自己在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优势。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1）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父辈已经获得的文化资本对于子女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张翼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的文章《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在谈及“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时做了“教育资本的持久性”假设，认为在影响社会个体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后致性因素中，教育资本的影响力不仅具有恒久性，而且会越来越大于“政治资本”。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稳定而持续，这种影响力就会越来越明显，张翼的研究主要是涉及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其结论是：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拥有不同资本的家庭，尤其是已经获得了文化资本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会显示出他们的阶层特色，这将体现在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方式以及态度上面。
首先来看文化资本传承的观念因素。在中国，文化资本的价值一贯受到重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出息的孩子往往是那些一心向上、能够承接家庭乃至家族厚望、能够实现家族向上流动愿望的人。在这样一个注重家族传统的社会，一个读书人身上所承受的不仅是自身读书上进的动力，而且更有来自家庭与家族的期望，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说，可能听得最多的告诫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那些经年苦读终于成才的“好孩子”数不胜数，借光读书的匡衡、映雪读书的孙康、卖柴卖纸的葛洪、切粥充饥的范仲淹……都是贫寒出身而发奋读书的典范。
但是，在这些“望子成龙”的背后，也往往含有一个成人社会对于孩子的功利性态度，人们对于孩子的态度、教育投入往往是建立在对孩子将来的“前途”的判断上面的。如果孩子是“读书的料子”，就花血本送孩子上学，如果觉得孩子不一定能够“读得出来”，那就可能止于能认得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中国社会，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或者是“为儿女作牛马”，或者是“任儿女作牛马”，前者是父母觉得孩子读书能够读得出来，后者是觉得孩子不会有出息，读不出来的。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第98～99页。孩子的学习能力、天生禀赋决定了在资本匮乏时代孩子的学习机会，而在今天的社会，因为家族观念的淡化，父母对于子女“光宗耀祖”的动力会减弱，但是一旦有了孩子，那种望子成龙的渴望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后面自然亦不能排除对于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社会地位等功利性的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也有嬗变，如果说以往人们把生儿育女视为天经地义的话，那么现在，中产阶层渴望上升，并为流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在积极行动，这使他们会花更多时间关注工作，对自身生活质量，对于休闲与消费等物质主义越发重视，对于养育孩子所必须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不得不多加考虑了。主动放弃生儿育女的DINK（DoubleIneNoKids）家庭在中国数目逐年增加，而这一点同样反映了文化资本传承过程中的功利性或者说理性考虑的因素。
对那些不要小孩的中产阶层而言，以他们的收入，养育小孩不应构成负担，但他们对生育孩子感受到的压力比社会低层要深，很多人不断推迟生育时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终生不要小孩，甚至连婚也不结了。根据《时尚》杂志一位栏目主编的分析，原因在于，一是这些中产阶层对自身经济状况的稳定性存在怀疑，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充满不稳定感，有一位女性这样说：“现在养一个孩子可不比从前，就一个孩子，你不能委屈他，人家孩子有的虽然不一定咱都必须有，但也不能差得太远。我们现在还没可能承担这么大一笔开支。”也有人说：“人就活这一辈子，这个过程转瞬即逝，为了生养孩子把自己弄得苦巴巴的，不值。”还有人是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生存压力，不忍心让孩子也面对这样严酷的竞争：“我们的孩子只能比我们这一代更高一层才有意义吧，即使在未来社会做个中产，他所面临的竞争也需要他具备足够强的实力。如果我们的孩子在竞争中落败，我们会很内疚。”殷一平：《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231～246页。此外，对感情的稳定性持有怀疑态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对他们使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这都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
那么养一个孩子要使家庭支出多少呢？最近中国社科院创办的《青年研究》上刊发了徐安琪的一篇《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该文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还不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春节压岁钱等5万～6万元的收入。”成年的未婚子女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不在读的未婚子女竟然每年人均花掉父母14万元。《养大一个孩子平均要花49万》，《现代快报》2005年2月13日第6版。
一份自称是“比较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表”则是这样的：家庭平均月支出总计18000元，全年22万，儿子现年10岁。
学杂费与赞助费（含购买文具、课外学习及赞助学校）5万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