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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的目的还在于减少社会底层人口的比例。如果底层人口的比例过大，当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常常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是因为对那些极少拥有实际资源（权力和金钱）和象征性资源（如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来说，有时暴力或非常规行为常常是他们能够动用的唯一资源。尽管这种观点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确实值得人们关住。
除此以外，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1页。中产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以能够对普通人起到示范作用，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手段合理，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现实可感，便于学习。事实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才，确实常常成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励自己子女的榜样。如果这样的榜样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我们这个社会就既能够积极进取、相互竞争，也能够互帮互助、诚信友爱，我们就能够建构一个健康的和谐社会。
与中产阶层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层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尔的《格调》、布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层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层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层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层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层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而且会使布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层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层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将住房转化成了再分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人口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住房建设，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几口人挤在一间屋里的年代。以上海为例，这个昔日的繁华之都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从1949年的37平方米，降至1963年的22平方米，Xiaoming Chen & Xiaoyuan Gao； “Urban Economic Reform and Public Housing Investment in China”； Urban Affairs Quarterly；No1（September 1993）； p120即使是改革开放18年后的1996年也不过人均87平方米。在那个时代，在全国人民羡慕上海的工业用品的同时，上海人“鸽子笼”式的住宅也成为全国人民诟病的对象。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奇迹出现了。当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伴随着上海中产阶层的增长同步而来时，购买商品房很快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人均GDP在5000美元的上海人，商品房个人购买比例从2000～2003连续四年超过了90％，2003年商品房竣工量、销售量和存量房交易量分别首次超过2000万平方米，到2004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935平米，一跃成为全国之最。陈晓平：《上海人均住房面积达2935平方米，居内地首位》，《上海青年报》2004年8月9日。而且，没有人想到的是，上海住宅的平均价格也由1998年的3026元/平米，飙升至2004年的8124元/平米。上海的房地产因为中产阶层数量的激增而红火了一把，而狂升的楼市也给大大小小的中产们徒增了几倍资产，以致2005年需要政府出面，打“组合拳”来抑制高热不退的上海楼市。李海鹏、柴会群：《上海：进退节点上的楼市》，《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第1～4版。
第一部分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3）
除楼市以外，中国汽车工业近年的发展速度也令人瞠目结舌。2003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450万辆，同比增长40％，其中乘用车达到206万辆，增长高达62％。而这206万辆乘用车中的70％为个人消费者所消费，而在前一年这一数字还仅仅是50％。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陈虹的话说，日本的汽车消费量已连续9年低于600万辆，中国则很可能在2年内突破这一数字，从而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消费国；美国通用公司也预测，到2025年，中国汽车消费量将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陈虹：《两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汽车消费第二大国》，新华网news xinhuanet/auto/2004…03/08/content_1351804htm。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David SG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ed）； op cit； pp240～241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层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Davis； Deborah （ed）；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中产阶层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层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成长中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与〈精品购物指南〉的未来发展》，1997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2002年7月1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透露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时特别强调，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项怀诚在亚行年会记者招待会上透露，7月1日起公务员将加薪》，《扬子晚报》2002年5月13日A4版。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层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层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我们已经申明，由于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第一部分导言—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1）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