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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武汉的访谈对象W7就说：“网络我们接触，聊天很少，没有时间聊天。”北京的访谈对象B2就说：“她从不进行网络聊天，根本没有MSN和QQ号。”北京的访谈对象B4自认为自己是同龄人中上网较多的，他说：“每天上网看新闻，家里一人一台电脑，上电子邮箱查信或者投稿。讨论聊天一概不参加。”
第三部分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2）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很多中产的时间资源非常宝贵，没有工夫与人在网上聊天。北京的访谈对象B11说：“我在网上的滞留时间很少。我上的主要是公司的内部网。每天我一定要看看论坛，大伙有什么意见啊，做些交流什么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是工作的要求。再有一个就是E…mail，就是电子邮件，必须得回，对我来说，这是个好工具。”
即使是通过MSN或QQ的方式进行网络交往的中产阶层成员，也往往不愿意在网上与陌生人交流。访谈对象B1会使用OICQ、QQ、MSN，但他说他在MSN上的五位交流对象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在QQ上的绝大多数对话者也都是自己的熟人。广州的访谈对象G6谈到了她的网络交往行为：“聊天有，但我们都是用hotmail，都是跟自己认识的人，关于工作上的聊天，因为可以省长途电话费。但QQ那种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觉得很无聊。” 北京的访谈对象B3认为，网上的东西太虚，对网络的交往没有兴趣。因此他说他自己：“平时不刻意聊天，在网上只跟熟人聊天，从不与不认识的人聊天。”所以，网络的交往行为对于多数中产阶层而言，只是用于维系日常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它本身很少创造出什么新的社会资本。
在所有中产中，只有学历中产在这个方面是个例外，但考虑到学历中产中的不少人在大学中养成了网络社会交往的习惯，因此总的来说，学历中产的数据不能说明中产比非中产更热衷于网络交往行为。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也与中产阶层对于社会交往的基本看法有关联。与非中产的观点相比，中产阶层并没有更多地倾向于认为网络交往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24）。正如上文所述，中产阶层更倾向于把社会交往作为了解信息或促进事业进步的手段，有相当明确的实用性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友谊或娱乐休闲。网络交往作为一种虚拟交往的形式，从目前看，其功用主要集中于交流感情、增进友谊或者休闲娱乐，由于虚拟交往中存在的匿名性及相应的诚信问题以及这种交往所需要的大量时间成本，其作为社会资本的实用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前文列举的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持久联系的社会网络，它还包括规范、义务和信任等方面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网络交往不能成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对社会交往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中产阶层不可能将网络交往作为其交往的重要方式，其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只可能是以现有的社交圈为基础的面对面的交往。
当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网络交往也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那就是通过网友见面建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不过，这种网络交往成为社会资本的前提还是必须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而且从上章第三部分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网友聚会，多数中产阶层是缺乏兴趣的。由于纯粹的网络交往方式对于少数特殊的中产职业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比如报纸杂志编辑，他可以利用网友交往解决稿源问题。但对于多数中产阶层而言，这种交往没有投资的价值。
从调查的基本情况来看，较多的中产阶层主要使用网络获取信息而不是互动交友，这就导致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数码沟”的沟距上不断地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对网络的使用方式比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数码沟”的影响更大。
网络交往的方式与话题
从调查的假设来看，研究者预测中产与非中产在网络交往的方式（指技术的使用）以及交往话题方面可能有所差别。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网络交往方式方面，调查对象中的中产与非中产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总的说来，从聊天的方式来看，中产阶层更喜欢使用MSN，而非中产更喜欢使用QQ。然而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一点也不可构成阶级的区隔。在调查的预设中，本来以为中产阶层可能对BBS这样具有讨论性的网络公共空间更有兴趣，因为他们能在上面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阅读到与主流媒体所不同的一些观点。结果证明这一点并不成立。调查的预设还认为，中产阶层可能会比较喜欢率先使用新的网络媒体，如当时还属于新技术的博客，结果证明这一点也不成立。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中产阶层虽然上网，但他们不属于新技术的消费者，对于博客等新的网络技术，他们比非中产更加陌生，他们所使用的往往是网络的最简单的功能。另外，尽管非中产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制作个人主页，但由于职业的压力和时间的缺乏，因此中产阶层中有自己个人主页的人也并不多（具体数据见表4…25）。
可以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网络交往的话题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别，只要是进行网聊、网恋，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话题都是相似的。在网络话题方面，似乎也看不到阶层区隔的影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网络的使用与社会经济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网络普及率越高。
其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内容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范畴。网络交往的回报常常受虚拟交往方式中缺乏诚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的结果不能支持网络交往的规模、质量与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无正相关关系。相反，调查的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反而比非中产更不喜欢花时间进行网络交往。上网比例高，更多地使用网络的信息获知功能而不是娱乐或交往功能，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的“数码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在网络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最后，网络交往行为的方式和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层归属无关。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远不如其社交行为那样带有明显的阶层边界，相反，在网络交往的空间里，没有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第三部分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晴雨表的传媒，其运动和变化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假定，在中产阶层的表现形态与大众传媒之间，能通过以下通道产生交互影响：从经济上看，中产阶层群体的经济观念较为先进，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而且是传媒产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对于传媒的市场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化上看，中产阶层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对信息的需求强烈，是传媒产业的主流消费者；从政治、法律上看，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建设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推动力量，当传媒充当公共空间的缔造者时，这个人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深度卷入的参与者。因此，在一个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更为抽象的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传播政策的调整、大众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媒介产业的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媒介的变革也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隐蔽的社会平台、交流舞台，促进着阶层意识和身份认同的产生。
本章着重介绍“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成果中涉及中产阶层人群传媒接触行为的几个研究发现，包括：阅读危机问题；电视疏离现象；网络依赖现象；流言敏感人群问题等。有关后一议题，论述中使用了“五大城市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有关舆情民意的跨学科调查（2003，周晓虹教授主持； 以下简称“五大城市非典调查”）成果。作为辅助论证，本文亦使用了一系列相关的次级研究。
第三部分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1）
所谓“知识沟”（Knowledgegap），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多诺霍和奥利恩 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沟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96页。
知识沟与中产阶层身份
蒂奇诺在调查了美国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的播放及反馈情况后发现：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一意图在实际播放后其结果是失败的，尽管它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好的教育效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富裕儿童，也就是说，《芝麻街》的播放加剧了原本存在的接触和利用媒介机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