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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导言—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2）
中国中产阶层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早在5年前，就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也有人根据在全国城乡范围内的抽样统计，计算出在中国社会“职业中产”占人口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为246％；“消费中产”为350％；“自我认同中产”为468％，达到上述全部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1％；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而在我们述及的本项研究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中，符合职业、教育和收入三项综合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118％，而主观认同人数更是高达596％。不论具体的数据或百分比是多少，在中国当代社会，一般公认，所谓“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达到2435万户，从业人员更是高达34093万人，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8页。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到2002年底，总户数达到23775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47429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9页。不过，其中有些自雇经营、资本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户谋生艰难，很难称得上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中产阶层。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前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中间阶层或李强所说的“类中产阶层”（quasi middle class）中分化出来的，除了一部分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经历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外，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不再具有改革前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素质优势以及其所在机构的权力优势，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优势。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38页。其中的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层。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以及法律硕士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其实，不但人数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MBA、MPA，还是法律硕士，其收入在目前的中国都在标准的中产阶层行列。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层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层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层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层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 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David Goodman；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层的产生和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层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中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的态势，或者说在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的异质性，使得我们能够将其形象地称为“杂领”（multiple collars）。
中国大陆中产阶层成长的异质性，与现代化进程稍稍领先于中国大陆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地区十分相似。萧新煌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东亚四国或地区，一方面，职员、经理人员、职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同工业体力工人一样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小业主的规模不但没有衰减，而且随着近来的后福特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重构生活活动的趋势而稳定扩大。结果，在东亚出现了老中产阶层（小雇主、小资产阶级）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增长。”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看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亚洲“四小龙”地区，多种经济形态的并存，是使新老中产阶层能够共时态并存的基本前提。
第一部分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1）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层滋生等政治手段外，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本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和革命的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使用阶级身份符号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符号体系的使用不仅延续了30年，而且被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连上述“阶级敌人”的子女也被打入城乡人口的另册。有关中国农村的具体论述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88，第159～160页。在毛泽东时代，老式中产阶层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专业人士则被称为“职员”，这同样也是一个灰色的标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从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据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从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