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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20年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有世界经济专家甚至指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这句话有无夸大之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对中国中产阶层来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值得放心的，而国民收入逐年提高则是一个直接因素。据统计，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事实胜于雄辩，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分层，社会分层的加剧也促使中产阶层尽快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比例已经赶超第一、二产业，市场化程度提高非常快。当初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其实造就了更多的中产阶层。而更让私营企业主欢欣鼓舞的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一条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等于是让私营企业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文化教育上，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的文化多样性渐渐显露出来，传统的精英教育也渐渐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也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扩大。这为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产生中产阶层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目前活跃在IT行业的部分精英，仅从收入上来说，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白领”。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价值准则为支持。人们的价值态度往往决定社会分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针对目前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问题，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他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就在于根据人的能力、才干来分配财富。因此那些高收入的外企职员，人们更多表现出的是羡慕、赞叹而不是愤愤不平。当然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然而，尽管人们对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这种行为与价值的背离，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分层现象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基于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第一种是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认为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否定的程度各不相同。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市场观念，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 同上引书。
尽管上述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就目前来看并无高下之分。但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及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第一部分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2）
最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离不开分层机制的作用。李亚雄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它的不同形态与组合形式对中产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国家通过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而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新的身份等级制。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公开与规范，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提高，社会更加开放。并且，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一系列次级制度的变化。过去以国家权力为决定作用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化因素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许多研究都发现，原来评价与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的身份标准越来越不重要了，经济收入与财富的标准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然而，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传统体制中的某些制度与做法尚未被真正触动。在这个特定的阶段，社会分层机制也带有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双元性与混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型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市场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二者并存，并且相互影响与渗透。据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同前引书。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的产生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在转型期，尽管引入了市场改革，但是这种市场改革并不彻底，并不能一步到位，因此，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于中产阶层的地位形成。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配资源，使得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大大提升。有能力的人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才干、精明与努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权力机制的作用下，新富的人们仍旧要听命于当地政府，企业不免也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因此，新兴的中产阶层成员，如果想要使自己向上流社会继续迈进，无不会考虑与政府搞好关系。这也是导致政府官员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
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趋同的过程，中产阶层认同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同，这是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趋同。认同在结构上有赖于两个子系统的建构，即认同的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的建构。所谓动机系统就是思想趋同，思想趋同是认知与情感的一致与共鸣。思想趋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中产阶层对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群体，他们的阶层归宿感的认识，这是一种意义沟通；二是城市中产阶层在意义沟通的基础上消除情感障碍，赋予这种认识以情感，取得情感沟通。所谓行为系统就是行为趋同。个体通过学习，获得与认识和情感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从而建构行为的执行机制。同时，个体又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个体还要在积极回收反馈信息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并将认识、情感和行为整合成一体，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认同结构，这一过程便是体验整合。
由此可见，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分为思想趋同、行为趋同和体验整合三个环节，对应着认同行为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与反馈机制，从而建立认同的形成机制。这一过程可用图1…1来表示。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何汇江博士论文《城市贫困人口的认同研究》，2003年5月。
认同的启动机制是通过“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来完成的。“意义沟通”是与原有认识经验的沟通，消除意义障碍，建立新的认识。“意义沟通”需要借助于同化和顺应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中指出，同化和顺应是个体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机制。同化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把新的经验吸收到个体事先存在的认知结构中，以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在同化过程的同时，还存在着顺应的过程，顺应是指个体改善旧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环境的新变化。“意义沟通”的同时会出现“情感沟通”。个体总是带着一定的情感倾向去与新事物发�